访导演黄佑汉：从吉隆坡占领运动到槟城山与海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2017年，独立导演黄佑汉凭著描述槟城生态课题的纪录片《山与海》（The Hills and The Sea），荣获自由电影节（Freedom Film Festival）最佳影片之一。过去一年，他继续拎著摄影机，成为槟城大小抗争现场的常客。有者误以为《山与海》是他的首部作品，殊不知他运镜有年，两个Youtube帐号早累积约600支视频。

黄佑汉今年34岁。幼时，双亲为了打工，送他到居林外婆家抚养，7岁才回槟城读小学。

跟其他80后一样，强人首相铁腕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是黄佑汉成长的时代布景。20年前的国庆日庆典，他在少年军游行队伍中，仰望同台的首相马哈迪和副首相安华向他们挥旗，与有荣焉。

两天后，安华被革职，烈火莫熄运动一触即发。正值青春叛逆期的中二，“同性恋”和“鸡奸”等字眼传入耳边，他和同学既混淆，又躁动。

某日，《安华不能成为首相的50个理由》（50 Dalil: Kenapa Anwar Ibrahim Tidak Boleh Menjadi Perdana Menteri）复印小册不知何故在校内秘密传阅。老师恫言开除“禁书”读者，尚不知《内安法令》为何物的他领教了“白色恐怖”的跋扈。至于没收书籍的老师，他如今回想起来调侃说，“可能他本身也想看。”

 

 

尽管如此，他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直言，因学校长期订购《马来西亚前锋报》等主流媒体，资讯偏颇，他和同辈当时都崇拜马哈迪，对安华的印象较负面。

回忆起大学生涯，他却说：“什么都没发生”。他毫不掩饰，曾是一名对周遭事务漠不关心的典型大专生。

Diskopi的政治启蒙期

2004年，理科大学华文学会主席苏淑桦因替公正党候选人蔡添强助选，遭纪律处分。学生与非政府组织在校外示威声援的情景，是他生平首度目睹的“学生运动”。作为旁观者，他顶多只骑摩哆按车笛支持。不过，后来一些学运分子，如现任公正党威省市议员王泽钦在校园的组织方式，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8年到万宜国民大学深造，是他真正的政治启蒙期。硕士班每周只有一两堂课，偶尔甚至取消，故不得不找节目打发时间。机缘巧合下，他碰上了青年部落平台运动——Diskopi。

“在宿舍闲著，我会去大厅看电视。有位叫Koid的巫裔大嗓门，总对播放中的新闻即时评论，骂这是谎言啊、政治宣传诸如此类的。一边看电视，一边听他分析新闻背后的政治结构，是挺享受的体验。”

两人成为朋友后，Koid邀请他加入Diskopi。首次聚会，众人围在嘛嘛档引经据典，一堆左派思想家的名字、学术理论与深涩词汇，把黄佑汉吓呆了。他一时不懂如何插上嘴，只能默默学习当一名聆听者。对于Diskopi的批判论述分析与辩论，及用一种几乎乌托邦式的理想标准鞭策现实社会，他不仅不排斥，且给予很高评价，乐于成为圈内人。

Diskopi偶然聊到电影，终于把一向喜欢影像的黄佑汉跟自由电影节串连了起来。2007年始，他每年都饶有兴味地去观影，吸收国际化的内容养分，最后更成为电影节志工。

此外，艺术家兼社运份子法米惹扎（Fahmi Reza）介入社会的手法，激发他反思“行动主义”（activism）错综复杂的面向、摸索本身擅长的斗争媒介和可以安生立命的定位。

“你可运用各种工具，去实践你的理想。坦白说，Diskopi肯定不是我的平台。他们都是勤于笔耕的写手。虽然庆幸参与其中，我不如他们擅长写作。”

渐渐的，他选择倾听内心的声音，认清拍纪录片才是他真正心仪、能掌握和愿专注深耕的领域。

影像是种强大的工具

2011年，他到电脑展销会买了第一台精挑细选的相机Canon HF M300，开启拍摄生涯。初期，他会毛遂自荐摄录讲座和论坛。“我会冒昧地问可以录吗？通常他们都说行，然后要求一份拷贝。我都乐意给他们一份。”

同年，他制作了第一部纪录片作品一一《混血儿的困境》（A Mixed Race Dilemma）。

他提呈剧本角逐自由电影节的竞赛，但出师不利。幸亏，主办单位社区传播中心（Komas）召集落选者出席工作坊，鼓励他们拍摄，并承诺在电影节挪出5分鐘播映。黄佑汉见机不可失，坚持把有关故事拍出来。

虽然成品称不上满意，他不否定《混血儿的困境》的正面意义。他记得，后来出现一个叫“马来西亚混血儿”的面子书群组，分享异族双亲如何成婚等点滴，纵使未形成一股寻求认同的政治运动。作品登上大萤幕的瞬间，他意识到，影像在促进思想交流上是何其强大的工具。

 

 

新时代的抗议要有趣

除了拍摄，黄佑汉没绝迹于街头。2011年尾，华尔街占领运动席捲全球，他响应了法米惹扎发动的占领广场运动（Occupy Dataran）。五花八门的抗争形式，从贴海报、涂鸦、快闪到行为艺术，令他大呼过癮。

“很好玩啊。我相信，行动主义要有创意和乐趣，才会被记得。这是新时代的抗议手法。占领广场时，我几乎每周都去拍。就算没方向感，都会先上载，反正总有观众，可能是政治部官员吧……哈哈。”

这场企图实践“参与式地方民主”和重夺“公共空间”的运动，扩大了他的朋友圈。他结识了纪录片《市场－商品－金钱利益：谁拥有了乌托邦？》（M-C-M’：Utopia Milik Siapa?）的导演文家明。在黄佑汉协助下，文家明完成了这部探讨房价高涨问题的剧本，获得2012年自由电影节青睞。他们之后扩大团队，由他担任编剧和摄影师，把文字化为影像。

尽管异乡生活多姿多彩，黄佑汉仍心系槟城，并常陷入矛盾和纠结中。他既為槟城成功变天感骄傲，又对其发展趋势忧心仲仲，而思考是否该介入。

地理上的距离，原本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2016年，黄佑汉的妻子获槟城研究院录聘，他终于逮到了回乡的机会。“我和妻子一向都想回来，唯碍于吉隆坡就业机会较多……当然，我很庆幸去了吉隆坡，造就了今日的我。”

虽然回乡意味从零开始，他在计算和确认财务条件允许放一年假后，就毅然辞掉私立学院的教职。而自从槟城发生秃头山事件和州政府宣佈要在南端填海，他就决意，优先处理迫切的生态课题。

重新发现槟城的旅程

问题来了，离乡几年的他在槟城的联络网有限，跟长期跟进永续发展课题的槟城论坛代表没私交。结果，他硬著头皮四处跟陌生人交友，展开一趟重新发现槟城的旅程。

他形容，那是一段心灵探索的经验。最终，他被引荐去见很多老前辈，如槟城论坛的林马惠、槟消协创办人之一的安华费沙（Anwar Fazal）、现任主席莫哈末依德利（SM Mohamed Idris）、投诉局主任拉文达星（Ravinder Singh）和诗人律师西西尔拉贞德拉（Cecil Rajendra）。最终，他也成了槟城论坛的一份子。

他特别钟爱跟西西尔攀谈，《山与海》的名字就是源自西西尔的诗作。

“他向我推荐他的一本诗集《岛的香味》（Scent of an island）。里头有关于槟城的诗歌，我边读边体悟槟城的文化、身份与价值，并按图索骥去重新探索槟城，整个旅程很难忘。”

拍摄计划最初只有模糊的概念。他先掏出一张槟城地图，在上面标记全部环境风险区。很快的，他知道行不通，进而打消了想单凭一支纪录片来道尽一切的念头和野心。最终，他范围缩小至“山坡”和“填海”，寻找适当的故事主人翁。

 

 

在旁人穿针引线下，他接触到“槟城山坡观察”（Penang Hills Watch）的雷希（Rexy Prakash Chacko）和槟城眼镜食叶猴保育计画（Langur Project Penang）的灵长类博士研究生叶茹琳，并跟随他们走入山林，录下发展如何破坏山坡和影响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画面。

两人对山林的热爱与瞭解，令他很快认定，这是值得追踪和发掘的故事。不过，由于篇幅和平衡性别考量，黄佑汉最终忍痛取舍，没把雷希的部分收录在参赛的《山与海》中。

以行动赢取渔民信任

至于被填海计划冲击的海岸渔民，走入社区跟他们建立联系，完全是他自发的行动。第一站，他到了南部的双溪峇都（Sungai Batu），处处碰钉后决定把火力集中在丹绒道光（Tanjong Tokong）渔村。

“初次见面，他们满怀敌意和怀疑。有位依斯迈先生问我，你是何方神圣？有文件吗？他尝试解释，很多人假惺惺以党团之名说要帮助，最终却不了了之，我跟他们又有什么分别？”

冷漠的反应没令他打退堂鼓。接下来的每一天，他都去找他们喝茶聊天。维持了两周，他开始赢得《山与海》另一名主角，即丹绒道光渔民协会主席莫哈末依沙（Mohd Ishak）的信任；两个月后，其他人也卸下心防，能自在地接受他的拍摄访问。

高效的视频制作是黄佑汉的优势。他机灵地跟一名渔民的妻子联手替渔民协会架设面子书专页，让渔民看见自己的存在。接著，他把渔民的访问制作成视频和主办播映会。眼见外界人士前来捧场打气，渔民终对他刮目相看。借著莫哈末依沙的“江湖地位”和对他的信任，黄佑汉如今已可自由穿梭在丹绒道光渔村拍摄。

 

 

“我想把他们的故事传达出去，没人真正了解他们的问题。新闻总呈献他们一味要索赔，无人谈环境如何影响渔获。”

说到做到，《山与海》不仅获得了电影节的肯定。八打灵再也首映会时，他也邀请莫哈末依沙和叶茹琳亲临现场，分享他们的故事。

询及为何面子书专页取名“寄生岛”（Pulau Parasit）而非“山与海”，他解释，专页是在纪录片名字敲定前，就开设来经营粉丝社群的。原以为要拍摄全槟的故事，故以此为名。随著纪录片只触及山与海，他在西西尔建议下，才採用对方的其中一首诗歌《山与海》为名。

用谐拟作品面向巫裔

根据黄佑汉，《山与海》只收录了了当初拍摄的10%画面，其余仍可以制成全新的纪录片，比如河流，或细分山坡课题成发展和农耕等。就连渔民课题，也可以衍生和区分成固体废料处理和养殖场的污染问题。

另一个题材，是被划为填海区的海草床（seagrass bed）。他曾随同自然教室乘船到中途滩拍摄，唯始终找不到适合的角度切入，而无奈搁置一旁。了解到其重要性，敏锐的他认为，“最好先拍摄，再等故事慢慢建立起来。”

除了纪录片，黄佑汉尝试在日常生活中试验和实践影像行动主义（video activism）。他的首个直播视频，是拍从发林搭巴士去新关仔角的过程。上载后，意外发现有很多人分享互动，激发他继续制作类似的视频。

 

 

碍于语言局限，他的作品对象群目前主要以英文為主。马来内容，是他响往投入经营的面向。近期，他观察到，网上喜剧演员开始朝向政治和社会性的评论发展，所以觉得不妨尝试创作谐拟作品（parody），提高渔民甚至马来群体的醒觉。为此，他积极接触和收集理大马来学生的反馈，并催生了首部谐拟作品一一《填海岛》（Pulau Darul Tambak），调侃槟城交通蓝图为“填海嘉年华”。

他不讳言，会参考马来粉丝专页《Penang Kini》的内容，了解马来群众的口味。适合槟城论坛支持者的内容，往往过于严肃和菁英化，《Penang Kini》看不上眼。当《Penang Kini》转载带有恶搞及詼谐元素的《填海岛》时，他窃喜说：总算成功了。

不谙中文的他其实有考虑制作福建话的内容。为此，他买了一本福建字典。唯考量到特定词汇难翻译，如槟城交通大蓝图，他尚需时间建立信心和构思如何踏入这块未知的疆域。

当然，他仍念兹在兹把其他旧片段和故事整理出来。比如丹绒道光一名女渔民因性别因素，无法扮演领导角色的事迹。此外，西西尔建议拍摄东南亚人对汽车痴迷的疯狂现象，而他则倾向更宏观地从东南亚的观点，探讨气候变迁的命题。

拍摄之余亦走入群众

 

 

一如既往，黄佑汉是一名游走于虚拟和现实世界的行动主义者。他也走出户外，跟环保团体“权力”（KUASA）合作推动称为“生态毁灭之旅”（eco destruction tour）的试验项目，带领年轻人考察环境议题。至于槟城论坛，他努力为该非政府组织联盟注入新活力。他说，由于世代差异，部分成员作风较老派，唯如今已尽量放手让新生代去发挥。

“他们理解，若不跟年轻人合作，肯定会失去影响力。”

组织里有很大的年龄鸿沟，三十多岁的新生代，与六七十岁社运老将之间的成员屈指可数。为了吸引和培养新血，他建议，槟城论坛更有组织性地接触年轻人，以免他们会被吸纳去别的平台。

“我始终认为，槟城论坛应继续做他们做的东西，毕竟是对的事。”

“让民众了解一个课题，是漫长的过程。你不能马上改变他们的认知，要通过一段时间。偶尔，藉由我们到社群的倡导、讲座，甚至发生灾难后，民众才慢慢明白。我们自认是个发展城市，其实，对于永续城市的了解仍落后。”

过去两年，他见证槟城论坛的壮大，更多人加入WhatsApp群组，接触华社方面也取得突破。他不介意被槟首长曹观友标签为亲在野党，反视之为一种肯定和赞美。这显示，他们发挥了重要的制衡角色，特别是在一个几乎“零在野党”的州属。

他较在乎如何用创意的方式，如口号和噱头反映人民的诉求。

 

 

黄佑汉和妻子是另一个组织“关心交通青年运动”（Y4BT）的成员。他们曾连续几周到言论广场，与民众交换对槟城交通蓝图的观点；如今尝试结合另一个名为“Urbanites”的组织推动城市规划方面的议题，虽然一切仍在规划中，他透露，他们有意经营一些数码计划，包括制作播客（podcast）等。

访谈尾声，他说，过去几年的投入让他活力饱满，每回出席活动和拍摄都充斥著使命感。回槟城后，他加倍笃信为家乡做点东西是正确的选择。

“我不停思考，如何创造一些东西，让更多人讨论某个课题。压力和泄气总难免，好的压力给我理由，继续做这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我看到其中的价值。"

他希望向活跃公民运动逾40年不言休的安华费查看齐，把行动主义进行到底。

“届时，我可能还在拍纪录片或别的。但如今主要专注拍纪录片，并会继续拍下去。”

7年前购买的那一台相机早出现裂痕和各种毛病，考虑到其纪念和历史价值，他仍小心翼翼地收藏著，“或许有一天，我可以拿出来回味说，这就是陪伴我度过行动主义岁月的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