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宗教对话：新加坡华社的经验

【青红皂白黄】

宗教信仰是社群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宗教矛盾也经常成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线。放眼回顾今年世界各地的相关新闻，就令人不得不为将来的趋势而生起隐忧。

上个星期（12月19日），已有将近七十年历史的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举行了一次跨宗教慈善晚宴。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在致辞时，特别宣布联谊会将在明年展开数码宣传活动，以加强国内的跨宗教对话，同时防范社交媒体里煽动歧视和宗教矛盾及暴力的“假信息”。

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同时又是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究竟在促进宗教和谐方面，有多少成绩？华族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要举行对话，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新加坡对于宗教和谐的努力

新加坡目前以促进宗教和谐为宗旨的组织算有不少，如2002年以来各个社区所设的“全国族群与宗教互信圈”（Inter-racial and Religious Confidence Circles， 简称IRCC），举办跨文化与跨宗教的节庆活动和讨论会，也训练各单位如何面对日常生活里发生的矛盾，以冷静的方式解决问题。

至于民间自发的团体，还有以年青人为对象的Explorations Into Faith （“探索信仰”）和 Ask Me Anything（“问我任何问题”）等等，为一些较敏感的宗教话题提供“安全空间”，作为交流平台。

新加坡宗教联谊会（Inter-Religious Organisation，简称IRO）的资格自然还是最老，早在战后的1949年已经成立。该组织起初是同属新加坡和新山的联谊会，主意出自一位伊斯兰传教士和其他宗教人士的一场聚会，经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的协调而付诸实现。时至今日，它已代表新加坡的十大宗教，举行对话时有宗教领袖为代表。

宗教联谊会曾在八十年代的新加坡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是帮忙教育部制订中学“宗教知识”课的教材。这门课的意义一部分也在于灌输传统价值观，避免人民受到西方激进思想的“不良影响”。当时政府认为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亚洲价值观，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有正面的功能。

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牵制

但一个顾虑是，太过强调儒家伦理，又可能令非华族人士不安。而实际上，选修儒家伦理的学生，最终也不比选修佛教的多。 更为讽刺的是，1987年发生了“光谱行动”的内安法逮捕事件，其中天主教会竟被指受马克思主义者渗透。

到了九十年代初，宗教知识的课程就不了了之。政府为了确保国家的治理不受宗教左右，推出了“维护宗教和谐法”，来杜绝借用宗教名义的政治活动，或煽动宗教情绪的舆论，1992年生效。

宗教联谊会也出版过其他刊物，主办过跟宗教有关的文物展。除此以外，还曾为1956年独立桥、1967年人民死难纪念碑等等的开幕式举行祈福或祷告。后期大家较熟知的，包括为1997年胜安客机失事和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灾难等举行追悼会。

到了今天，无论是要祝福新地铁路线的通车，或是要祝福F1赛车 ，也都见到这类不同教士僧侣聚集一堂，不分宗教界线的祷告。

说起地铁来又有一段趣闻，联谊会以前的创会会员包括了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的著名住持宏船法师，民间盛传他精通风水堪舆之术，连国家政要也听他的意见。

传言1987年新加坡地铁即将通车时，发行了状似八卦的一元硬币，缘由就是他指出地铁两条线切断岛国原有的龙脉，因而带来经济危机，后来当局便借用源自道教的破解方法。但这只能当是都市传说了。

宗教对人与社会的意义

什么是宗教？东西方的概念或许有所不同，但有些道理始终是相通的。最初步的认识，可以说是对于宇宙间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日常生活中一些避凶趋吉的仪式，但若是纯粹那么简单，它就很可能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被斥为迷信，在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大前提下也很容易被视为可有可无。

若是深一层来说的话，宗教里关于神明的信仰，则为人的心性提供一种指引，而经书里的教训，以至一些神仙菩萨或先知的故事或寓言，也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标准和典范。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宗教的信仰和仪式也代表族群的传统和身份认同。

一个族群中的个人信仰，当然也可能改变。在新加坡，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已从1980年的13%，增加到2015年的18%，佛教徒在同一个时期从27%增加到33%，而认同于道教或民间信仰者，则从30%降到11%。

以城市高密度的发展趋势来说，新加坡近几十年来已经有“联合庙”的现象，今年还首次推出多层的华人庙宇中心，公开招标。一些街戏的传统，或许也会需要再度作调整。

但华人社会淡化宗教生活，未必就是总体的趋势。一度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近年来不但已见宗教活动的死灰复燃，各种华人传统的宗教仪式，也借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堂，在各省份获得认可。

华社如何促进跨宗教对话

从以往的历史来看，华人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和宗教体系是相对分离的，至少没像欧洲或中东那样因不同教派而发生战争，更没尝试过如何对外传播自己的宗教。这或者可以形容为内敛的民族性，但其实儒家思想里的中庸之道，也不失为一种与不同民族和平共处之道。

华族文化中的包容性，最彰显的莫过于近千年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现象。上个世纪的新儒学家唐君毅先生也曾经说过，“在中国古代之儒家思想中，明白的以亡他人之国，灭他人之宗祀为不义”，例如即便到了周朝的建立，也保存着夏商的文化。

新加坡有百余年历史的南洋孔教会，近年来就办过关于儒家和伊斯兰的座谈会。虽然今年在孔旦之际，孔教会内部发生了对于道德审判同性恋者课题的意见分歧，但两位当事的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坚持认为，维护中华传统和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完全不相违背。这表明维护传统不等于保守，而是需要不断重新审视华人的文化精神与社会不同群体的关系。

说起性少数群体，宗教联谊会的前副会长，已故的叶金豪牧师，最是曾经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博爱精神。

笔者记得今年七月出席了新加坡政策研究院主办的一场跨宗教座谈会，也有一位法师提出，从佛教的观点来说，同志恋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

事实上，跨宗教对话的目的，并不仅是探讨宗教之间深奥的神学、哲理或历史问题，而是要找寻和睦相处的方式，了解个别族群的道德准则与生活方式，包括在衣着、饮食各方面的传统习惯与禁忌，以便在学校和工作场所等各种场合里能够相容，不至于造成任何人遭受社会不平等地排斥。所以，举行对话的，自然也就不该限于神职人员。

新马华人在全世界来说，算是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不像其他国家的华人那样，身处异地，为了融入社会必须将自己的语言文化都遗弃掉；另一方面，又对他族的文化并不完全陌生。对自身与他人的文化，同时具备起码的认识与开放的心态，就是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基本条件。

跨宗教对话，其实也是跨文化对话的一种，是为消解社会矛盾的长远的相处之道，对于有识之士，应是匹夫有责。

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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