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人身份证博弈2 ：谁决定他们的性别？
今特写 1980年代以前，政府对跨性别者的态度是相对开放的，后来换证门槛却越来越高。到底谁来决定他们的性别？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2017年《马来西亚性别合法承认》报告揭发，大马跨性别者因为身份证上的性别资料与外表不符，而在文件与福利申请上碰壁，甚至遭受排挤、骚扰、虐打等。
《当今大马》在上一篇访问了跨性别者艾丽莎（Elisha Kor Krishanan）与瓦苏琪（Vasugi Amma），发现他们更换身份证上的性别资料屡屡碰壁，无法主宰自己的性别，而报告中所叙述的生活困境，正一幕幕地在他们的人生上演。
实际上，马来西亚在1980年代以前，对跨性别者的态度是相对开放的。根据瓦苏琪，当年马大医院还有专业的变性手术医生，变性后的跨性别者也有到国民登记局转换身份证栏目的自由。不过，直至1980年代后，跨性别者换证的门槛却越来越收紧。
到底他们的性别，谁来决定？
伊斯兰法严禁变性
大马跨性别者若要换证之前，先会受到伊斯兰法规阻扰，特别是穆斯林。
1982年，伊斯兰法规（fatwa）阐明，变性手术违反伊斯兰法（Haram），禁止穆斯林男女透过手术改变性别。不过，阴阳人（intersex）除外。该法规规定，天生同时拥有男性与女性生殖器官的人，必须通过手术保留单一性别的生殖器官。
瓦苏琪说，自从伊斯兰法规推出之后，不乏穆斯林医生开始拒绝为跨性别者动变性手术，修读性别专业的医生也越来越少，导致不少跨性别者都选择到泰国、新加坡、印尼等动变性手术。
2005年4月，伊斯兰法更规进一步设下规定，更换身份证性别者，若其手术符合伊斯兰法规，则是应该的；否则，则视为违反伊斯兰法（haram），进一步紧缩穆斯林跨性别者的换证意愿。
登记局规定不合理
除了伊斯兰法规，另一个决定跨性别者是否能成功换证的单位是国民登记局。
在1980年代至2007年期间，尽管国民登记局并未明确订下规则，但并非每个跨性别者都能成功换证。在许多跨性别者看来，国民登记局的申请准则是没有“标准”的，有者成功、有者失败。
比方说，瓦苏琪在1988年到泰国进行变性手术后，国民登记局只要求她出示手术医生证明、国内医生证明，以及宣誓书即可成功换证。不过，2003年，艾丽莎即时提供相同的文件，登记局却在没有给予任何理由下，驳回申请。
艾丽莎也是大马福利与健康组织（PKKUM）的创办人，曾处理无数个跨性别者的个案。按照她的说法，他们虽感受到1980年代后，换证的成功率减少，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她形容，那段时间更换身份证性别栏目，就像是“买彩票”一样，由登记局“随机筛选”批准。她自嘲，自己就是那位买彩票没中的人。
一直到2007年，国民登记局正式颁布“2007年9号国民登记局指令”（Arahan Jabatan Pendaftaran Negara Bil 9/2007），明文要求所有欲换证的跨性别者，除了提供政府医生证明、变性手术医院证明与正副本报生纸，还必须提供法庭庭令。
不过，一些法律专家批评，国民登记局的要求并不合理。性别平权组织“Diversity异样”法律顾问咨询人余俊升（见图）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说，要凑齐所有文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特别是庭令。
他说，2005年伊斯兰法规阐明变性手术违反伊斯兰法后，本地医院不但不再替跨性别者进行变性手术，大多也拒绝为跨性别者提供变性手术医学证明。
“没有这些证明，你要怎样拿到庭令？要凑得所有证明，真的很难。”
法律诉讼困难重重
而且，当跨性别者要向法庭申请庭令，或要挑战国民登记局拒绝批准换证的决定时，也是困难重重。这可从近年换证诉讼案中可见一斑。
根据人民之声的《2017年马来西亚人权报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余俊升所提供的资料，在2004年到2016年期间，向高庭提出诉讼的跨性别者只有寥寥7宗。其中，5宗申请遭法庭驳回，1宗胜诉，另有1宗虽成功申请庭令，但登记局随后又提出上诉，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7宗诉讼中，2004年，华裔女跨男黄秋勇（译音，Wong Chiou Yong）挑战国民登记局一案颇获得媒体关注。他完成变性手术后，到登记局申请更换报生纸、身份证上的性别与尾数却遭拒绝，随后上诉至高庭，但法庭最终判他败诉。
余俊升指出，法官当时参照英国指标性案件—— “Corbett v Corbett”，要求黄秋勇必须通过4项生理和心理检测，证明个人性别的真伪。
他说明，马来西亚延续的是英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司法体制，而法庭在审理跨性别身份证案件时，Corbett案件也作为指标性案件。不过，他也说，此案也是一宗充满争议的婚事诉讼案。
事缘1970年，英国一名男子娶了一名男跨女为妻，法官审理Corbett v Corbett（简称Corbett）婚事案时，要求“妻子”接受4项检测，包括染色体（Chromosomal）、生殖器官（Genital）、性腺（Gonadal），以及心理性别（psychological）。结果，检测发现，变性妻子虽然拥有女性的生殖器，但她的染色体还是显示为男性，因此法官判两人婚姻无效。
针对此，余俊升批评Corbet案的判例标准不合理，英国后来甚至推翻这个过时的案例。
“英国国会早在2004年推翻了Corbett案的审理程序，认为当中的要求不合理。英国在制定《2004年性别承认法案》后，更换证件性别也无需再上法庭。但我们却还在以Corbett作为指标性案件。”
而且，他强调，一个人的性别会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生理发育、心理状况影响。“比方说，染色体天生便是如此，是无法更换的。你要怎么更换呢？手术也不可能（换），那是不可能被换的。
登记局上诉阻庭令
近年，跨性别者换证案唯一胜诉的特例是2005年男跨女JG换证案。
在这起案件中，JG提供了3份医生证明，聆审法官不但承认了这些文件，而且比起生理状况，更着重当事人的心理状况，认同JG的是女的，能像女生一样生活。当时，法官也阐明，根据联邦宪法第5（1）条，没有人的生命与个人自由可被剥夺，包括跨性别者，因此判JG胜诉，顺利更换身份证的姓名和性别。
可惜的是，这也是大马目前最后一宗转换身份证性别成功案件。两年后，登记局颁布之前所及的严厉条规，促使跨性别者换证的路途举步艰难。
2016年，更有女跨男Tan向高庭提出诉讼，挑战国民登记局拒绝换证。尽管他成功申请庭令，但登记局随后却再提出上诉，最终遭上诉庭驳回Tan的申请。
针对此，《当今大马》过去3个月尝试约访登记局总监莫哈末拉晋（Mohammad Razin Abdullah），要求解释为何跨性别者成功申请庭令，但国民登记局却提出上诉反驳，同时说明2007年规定等跨性别者换证问题。惟至截稿之际，仍不获登记局应允。
10月19日，登记局终回复《当今大马》，但仅简短说明，所有身份证资料更正都以《1957年出生与死亡登记法令》第 27（3）条文为准，但不准更换身份证上的性别栏目，惟没有说明禁止原由。
“登记局将会确保所有申请都是为了‘更正’（memperbetulkan）事实（Fakta），不是‘修改’（meminda）申请者的资料。”
该条文阐明，申请者只要支付规定费用，即可向登记局总监申请更改出生纸和死亡证书的事实（fact）或内容（substance）。换言之，该法令没有明确定义事实和内容所指为何，也没有未列明任何关于身份证的管制。
不过，登记局强调，身份证上的性别栏目，乃是按照报生纸上的性别而定，而报生纸上的资料，则是依据婴儿出生时的生理性别而定。因此，若需要更换身份证上的性别资料前，都得事先行更换报生纸上的性别栏目。
此外，尽管大部分人都认同，大马身份证尾数双数代表女性；单数代表男性，但当局却否认这种普遍认知。
当局说，“身份证上的尾数并不呈现一个人的性别。前6个数字是出生日期，中间的2个数字是出生地。最后4个数字这是系统选出的特别号码。”
堂费过高放弃诉讼
大马福利与健康组织（PKKUM，简称福康会）法律顾问佳淑莉（见图），过去10年确实替不少跨性别者处理换证手续，但在申请不果后，仍坚持把案件带上法庭的跨性别者却屈指可数。
她说，咋舌的堂费是跨性别者放弃法律诉讼的主因。
“如果你找到‘非盈利’的人权律师，从打点所有文件到上庭，大概也要1万令吉左右。如果是普通律师，市价则介于5万至6万之间。”
“而且，这还不保证一定能胜诉。万一还要上诉，这又涉及另一笔费用。这也是为何，近几年来带上法庭的个案并不多。”
再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数年，7宗跨性别换证诉讼案并无一宗涉及穆斯林。佳淑莉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穆斯林跨性别者碍于伊斯兰法规中的禁令，而选择沉默。
“我不认为他们真的（只有7宗）那么少，只是他们大多数选择沉默。”
跨性人如缺角拼图
至今，我们虽知道马来西亚有一群像艾丽莎一样的人，因身份证上的性别栏目而饱受困扰，但由于大马政府缺乏对跨性别者的数据，我们无从得知他们究竟有多少人。
据2017年10月24日的内政部国会下议院书面回应，从2015年截至2017年9月30日，仅有16人向登记局申请更换身份证。但佳淑莉认为，内政部提供的数据不准确。她说，光是她一人的手上，就有近20宗申请未果的案例。
《当今大马》也在过去两个月内尝试联络国民登记局、国家数据局、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以及大马社会福利局（JKM），皆都无法获得与跨性别者相关的确切数据。
“姐妹正义”成员泰拉嘉（S Thilaga，见图）说，大马政府并没有对跨性别者进行完整统计，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界，收集数据的方式还是以二元式为主，即单以男性与女性区分性别。
“由于缺乏数据的关系，我们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跨性别者正在面对健康问题、贫穷问题、失业问题、辍学问题等。”
限制条例违反宪法
但无论跨性别者人数多寡，佳淑莉认为，只要他们是大马人民的一份子，就该享有与公民一样的平等待遇。她强调，政府虽有条例限制身份证更换，但条例不是铁律。
“如果要谈条规。那我会说，1990年国民登记条例第14条也有声明，若身份证持有人发现身份证上载有他认为不正确的资料，则须申请修改。”
“还有，联邦宪法第一条说明，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且在法律下受到平等保护。”
她说，“跨性别者因为身份证的关系，无法购买保险、无法登记入学...... 难道这还是平等吗？”
余俊升也同样抛出质疑，“如果1980年代以前都可以（更换身份证上的性别），为什么现在不行？”
佳淑莉目前正在为与艾丽莎携手，向有意更换身份证的跨性别者收集资料。佳淑莉说，她目前已将跨性别者的资料连同相关法律文件呈上妇女及家庭部，如今只能静盼结果。
佳淑莉说，“我虽然不知道新的政府会怎样，但还是先试试看。之前的政府（国阵）我们已经尝试过了，都不行。登记局当时只是驳回申请，没有给我们任何理由。”
“我知道他们是少数群体。但少数就等于不重要吗？他们所涉及的基本医药福利、基本教育、这些都是人权问题、福祉问题。”
为了收齐所需文件，艾丽莎每日在办公室忙碌。她边整理资料边说，“我有一个跨性别者朋友，她本来是大马人。但她如今人在英国伦敦。她拿到那里的永久居留权（PR），并在法院担任检察官。她像女人一样地生活。”
“我替她感到骄傲，但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有同等权力。我们也能像她一样，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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