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正义4：活着的人怎么办？
今特写 受害者和家属的伤痛和不公到底要如何处理？他们到底需要哪些制度支援？这些都是死刑存废争议，必须正面回应的问题。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正视受害者和家属伤痛和正义是反对废除死刑者的重要论据。而且，他们认为，废除死刑后，只会让更多人恣意妄为，祸害更多无辜者。
可是，倡议保留死刑，以一命抵一命的方式惩治罪犯，是否是治理和防止犯罪的办法，还是那只是让反对者漠视制度缺漏的廉价方法，用来彰显正义的虚假诱惑？
《“要命”的正义》系列专题前几篇，从司法前线工作者的视角和经验，说明落实死刑来实践正义之困难；同时，直视死囚和其家属的处境，检视众多受害者遭到忽略的问题。
这一篇，也是本系列的最后一篇，将正视受害者和家属的伤痛和不公到底要如何处理？他们到底需要哪些制度支援？这些都是死刑存废争议，必须正面回应的问题。
8年前，马新公民团体号召10万人联署声援杨伟光，最终逃过死劫，改判终身监禁。
不是要跟受害者对立
国际特赦组织成立40年来，长期在世界各地投入废除死刑运动，包括马来西亚。2010年，马新两地社运组织号召10万人联署，声援贩毒者马来西亚籍杨伟光，最终逃过一死就是一例，改判终身监禁。
国际特赦组织大马分部执行主任沙米妮（Shamini Darshni Kaliemuthu）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说，一直都有留意反对废死的声音，但她进一步表明，反对死刑并不是要与受害者和家属对着干，“在马来西亚，我们留意到有人争取保留死刑制度，认为受害者家属也理应获得正义。”
“我要明确地表明，反对死刑者绝不是要把受害者家属的伤痛大事化小。”
她认为，死刑经常伴随着充斥瑕疵的司法制度。例如，警方滥权拷问逼供、缺乏独立专业的法医等，导致无辜的人可能会被处决。其中，日本史上被关最久的死囚袴田岩（Iwao Hakamada）就是一例。
1968年，袴田岩是一名职业拳击手，涉嫌杀害一间味增制造工厂的老板和家人，并放火焚烧工厂。他一开始否认有罪，但每天经历检警长达12小时的殴打和逼供，最终签下自白而被判死刑。整整50年后，4年前出现新证据，法庭才下令释放袴田岩，暂缓执行死刑，并给予再审。不过，今年6月，东京高庭却驳回再审，已是高龄82岁老人的袴田岩在技术上仍是犯人。
死囚袴田岩遭囚禁50年后，因法庭发现新证据而下令获释等待再审。
沙米妮续称，“没有任何司法制度是完美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政府如此宣称。”
在美国，公民可以轻易地在网上搜寻每年死刑的统计数据，包括按州属、性别和种族，以及已被处死刑和即将被处死刑的死囚名单。可是，她说，马来西亚政府缺乏透明，拒绝透露全面的死刑数据，多少冤魂已被处死，也无从追溯。“如果死刑是有效，为什么马来西亚当局从来不愿意公开更多全面的死刑数据？”
对沙米妮而言，“死刑无非就是国家默许的谋杀。”她认为，死刑不可逆，所以必须废除死刑防止冤案。可是，犯错的人还是要受到法律惩治，她说，国际特赦组织要争取的是“适当和对称的惩戒”，如此一来，才不会让司法辜负了受害者和家属。
受害者支援系统
最近，政府也初步提到正视受害者和家属伤痛的问题。他们考虑参考美国的补偿机制，研拟受害者补偿基金，以安抚受害者家属的伤痛，并减轻经济负担，惟细节尚不明确。
不过，社会对废除死刑一事难以达成共识，金钱补偿的建议必然也引起颇多争议。
一些反对废除死刑的人批评，此举不过是落井下石，在受害者家属的伤口上撒盐。不过，部分支持废除死刑的人认为，政府正视受害者和家属的需求乃是进步之举，符合修复型正义的转向。
过去也支持死刑的律师兼前副检察官钟盈欣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说，谋杀案受害人家属必须获得合理的金钱赔偿，以确保这些失去至亲的家庭能够继续生活，尤其必须确保受害人年幼的孩子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不过，钟盈欣也强调，国家不能仅以金钱作为补偿，重大刑事案件发生后，政府提供的修复与支援系统或许更为重要。
“我的意思并不是金钱可以补偿一切。我必须强调，金钱永远无法治愈伤口，已逝的生命也无法以金钱作为补偿。”
钟盈欣认为，金钱补偿固然重要，但完善的修复系统更为重要。
钟盈欣（见上图）谨慎地提出，受害者家属承受极大的伤痛，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他们代言。惟她认为，落实死刑处死加害人并不等同于保护家属。
她认为，受害者所需要的是完整的支援系统，包括法律援助、心理辅导和社会福利等等，以协助受害家属面对法律诉讼和维持生活。
“我们必须看见更大的问题。受害者家属心中的伤痛，唯有在获得适当的心理支援、辅导、法律援助时，才有可能释放。这正是我们需要为受害者家属提供的协助。”
她也强调，国家为受害者家属设立支援系统并不是“废死后的下一步”，而是必须马上开始的任务。
其实，钟盈欣点出了受害者保护制度建立的必要，而且它和死刑存废是两回事。换言之，无论政府是否废除死刑，国家都应该为受害者提供支援，包括我们在前两篇谈到的，正视和整顿既有警务和司法的不公。
攸关证据法修案
不过，部分律师却不认同金钱补偿的作法。执业律师凯珊莎丽扎（Khaizan Sharizad Ab Razak）认为，一旦接纳金钱补偿措施，似乎意味着我们同意人的生命可用金钱来衡量。
“我不相信金钱赔偿，这仿佛意味着你可以用钱来衡量人命。”
执业律师阿都拉希（Abdul Rashid Ismail）则认为，现有的司法制度已能让受害者家属入禀民事诉讼索取赔偿，因此政府无需另设受害者补偿基金。
不过，根据《证据法令》第43条文，刑事审讯裁决不能用于民事案。换言之，即使刑事法庭判犯人罪成，但受害者家属须另入禀民事索偿，而且法庭需要重新传召证人和提呈证据，以证明被告在命案负有责任。
对此，阿都拉希认为，政府应修订《证据法令》，允许刑事审讯程序用于民事诉讼，让受害者家属不再需要重新经历漫长的诉讼过程以获得赔偿。
“修正刑事法，让法庭可以把刑事审判过程，将杀人犯定罪的证据纳入考量，好让家属更容易在民事诉讼中，向肇事者索赔。”
凯珊莎丽扎担心有人滥用司法，而不同意随意修订《证据法令》。
不过，凯珊莎丽扎（见图）则对于修订《证据法令》的建议存有疑虑，她认为刑事司法系统与民事司法系统的功能与性质不同，不可轻易地以“更方便家属索偿”为由修改法律。
“我担忧的是，这样会仍有心人滥用司法。当我们对受害者家属怀抱同情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谨慎小心，避免司法被滥用。”
家属非铁板一块
另一方面，沙米妮以美国的《谋杀案受害者家属人权促进会》（MVFHR）为例，提醒受害者家属并非铁板一块，一面倒支持死刑。
这个团体由受害者家属所组成，誓言要“以受害人之名，治理要让死刑在全世界绝迹”。这反转了支持死刑这的一般假设，四处跟不同国家的受害者家属、律师、人权团体和民众交流，分享他们自身的经历和对于死刑的看法，积极推动废除死刑运动，同时把死刑视为受害者人权议题。
其中，组织成员阿芭盖尔（Aba Gayle）提到，她的女儿凯萨琳（Catherine Blount）19岁时被谋杀时，她原本也相信检察官的话，认为将犯人处死能让她的痛苦痊愈。可是，她后来才发现那是个谎言，直到有人建议从修复型正义的方式来思考后，才开始获得解脱。
瑞尼库欣（Renny Cushing）也是谋杀受害者家属人权促进会的成员。他的父亲在家中遭人谋杀，而母亲也目睹案发经过。许多受害者家属都经历过“为什么偏偏是我”的愤怒和伤痛，因此他说，没有人任何人会对“家人被谋杀”这件事作好心理准备。不过，他坚决反对死刑，认为那无法把他的父亲的性命挽回。
沙米妮以美国公民组织为例，说明受害者家属并非铁板一块。
沙米妮（见图）表明，国际特赦组织虽然并没有明确说明要提倡修复型正义，可是，他们认为，修复型正义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犯罪和惩戒的意义，也是政府应该考虑的替代选择。
“马来西亚经常落实报复型正义，一种旨在惩罚他人来彰显正义的方式。不过，修复型正义关注犯人改造，并推崇如受害者和家属与犯人之间的和解的观点，以提供一个可行的方式铭记所有人的生命。”
隐形的受害者
让人深思的是，在社会和司法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过去漫长的废死运动中，大马国际特赦组织多半跟死囚和家属联系，与不透明的司法和特赦斡旋，救一个是一个。在他们的眼里，除了受害者和家属外，死囚和家属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不过，死刑存废争议的撕裂声音，让同是受害者的双方无法彼此相遇对话，就连大马国际特赦组织的职员也不禁感叹，“受害者和家属应该很不喜欢我们吧？”，更进一步地指认出这这场运动的对话真空。
2016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发表一本厚达400页的《死刑与受害者》。报告书提出两大主张：一，受害者观点是讨论死刑存废的核心；二，扩大受害者的概念。
联合国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西蒙诺维奇（Ivan Simonovic）在序中坦承，尝试扩大受害者的概念，必然会冒犯一些人的立场。不过，他们更关注的是：受害者对死刑的态度是否一致？死刑如何有助于社会疗愈过程？受害者家属与罪犯的和解如何可能？当代司法制度是否重视受害者或某些人的利益？
他点出，死刑并不仅无法真正治愈受害者家属的伤痛，反而让他们甚至包括囚犯和家属、执法官员和法官等在面对判决和死刑执法过程中，面临二度创伤。
譬如，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狱卒曾在毒气室目睹三宗死刑，让他自我感觉“脏污”，并强调“狱卒每处决一个囚犯，自我的某个部分也跟着死亡。”又或，来自美国南部唯一保留死刑的州属的法官忆述，第一次裁决一名囚犯死刑后，忍不住马上赶回办公室呕吐。
西蒙诺维奇形容，他们都是受到忽视的“隐形受害者”，“一谈到死刑，几乎所有人都输了。”
去年，大马籍油站员工普拉巴卡兰被新加坡警方发现，借来的车里藏有海洛因，尽管他坚持自己清白，但最终仍被判死刑。
沙米妮也认为，死囚家属同样清白无辜，他们却同样必须放下工作，陪伴家人经历冗长且官僚的诉讼程序、面对媒体追问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默默承受难以言喻的伤痛。
“虽然他们也是清白无辜的，可是，他们要承受亲人成为死囚的伤痛却经常被忽略。”
“就像一般受害者，他们的孩子也是失去了双亲、家人，甚至是养家糊口的人。”
相对于既有司法制度的报复型正义，沙米妮也认为，修复型正义是一种可能的替代出路，让社会重新思考犯罪和惩戒的意义。
“因此，如果马来西亚考虑朝向修复型正义，死囚家属也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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