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今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好希望不会发生，但偏偏发生了，但是，我们村民唔好放弃，屋子已经拆了，我们天光日（客语：明天）照样搭回去。”视频里刚获释的文丁客家村委员会召集人张次耀，在文丁警察局外拿着大声公，用惠州客家话向手持白色蜡烛的村民喊话。

客家村不只是客家华人，还有少数马来人和锡克人，每次强硬拆房，村里的男女老少总有人站出来，用身躯阻挡怪手，捍卫这座百年家园。那天上午，2013年10月31日，发展商和警方相隔一个月后，再度进村拆了数十户房子，其中几户还有任住在屋里，村民、社党代表和国州议员在场抗议，场面氛围紧张，最终19人被警方逮捕，包括张次耀。

加上那一次，张次耀前前后后已被捕4次。一开始虽然害怕，但他在社会主义党的辅导下，了解如何应对警察和捍卫自己的权益，才能坦荡荡地坚持到最后。出生于1967年的他说，“像社党他们所讲，你们现在不是打抢、杀人放火，你们是在捍卫自己的权益。”

那天下午，他在住了六代人的祖屋里受访，这里后来化身为“呅叮客家村生活馆”，墙上挂满了这些年来的活动剪报、艺术家和研究机构的作品，逢有活动就会在这里聚集。

受到各种胁迫利诱

怪手还没驶进文丁客家村以前，各种流言蜚语早已传入村子， 张次耀说，“二、三十年前，就时常传来风声说，政府要收回土地，要发展、要建房子商店，人的心里也会开始恐慌害怕。” 2005年，森州汝来市议会、发展商代表和州议员三方人马，跟村民代表首次开会，公开表态州政府将和发展商联营，发展这片近30英亩土地，兴建100间廉价屋、住宅区、商业店屋。

发展蓝图将客家村视作障碍物，那次会议后，加速了村民往外搬迁的速度。他说，几经易手后的发展商，想趁2013年大选前夕，尽速摆平客家村土地事宜，于是，通过数个主要地方团体，如谭公庙委员会、小学董事和校友会、家教协会等，赞助或主办节庆宴会、卡拉OK比赛、奖学金，免费中国旅游行等，释放各种资源消息，从中拉拢村民。

张次耀转述，发展商前后开出条件，按房子情况，赔偿1500令吉至1万令吉不等，惟部分村民不同意，他是其中之一。据他观察，当时的保村委员会大致分成三派，一派同意接受赔偿，一派不同意赔偿条件，要求一屋换一屋，否则坚持住在这里，另一派则是观望派。当时，他也在保村委员会里，不过，只是成员之一；他和坚持不接受赔偿条件的村民，另外成立客家村委员会，并成为召集人是很后来的事。

渐渐地，他们陆续听到，村里开始有人耳语，“发展商开这样的条件，你们可以去拿，要不然到时候镇暴队一来，拆掉房子，五分钱都没有。”张次耀从事木工和楼梯设计业逾卅年，又恰好是小学董事和校友会财政，加上父亲也是马华党员，自然也受到多方的劝说和利诱的试探。

“从2005年跟市议会谈判的时候，我一直都有站出来，不过那时候不是带头，希望让村民不要搬出去。那段时间，我个人很无助，受到很多方面的压力。比如说，我本身是校友会财政，启智小学董事代表，里面很多都是马华桩脚（kaki），经常用各种影响力，劝服我让村民自生自灭，不用理睬他们，一直用一些语言，说你打开门做生意，等下政府部门又会对你怎样怎样。我听到很多这种恐吓，但我还是一直坚持。”

期间，荒置的房子半夜无端着火，村民心惊胆怕。张次耀等人决定自发成立防火委员会，买了一些手电筒和哨子，共分为4组，一组6人。他们白天工作，夜里巡逻，每晚10点开始，4小时换班一次。两个月下来，张次耀顿时变得消瘦，父母亲看在眼里，不断唠叨他不要多管闲事。

“那段时间，人心惶惶，很多人心想，快快搬出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时候我还住在这里。父母一直唠叨，给你压力，房子买到了，心想这样累，就搬出去。可是，我的心还是维系在这里，一个礼拜会回来两次走走。”2006年，张次耀和家人搬出村子。

村民纵使住在村里上百年，手里没有一纸地契，老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条件较好的村民，买到房子就搬离村子。他说，“2008年到2012年，那整整四、五年，很多村民受到影响，又有二、三十户（陆续）搬出去。”不过，有些舍不得新村生活的人，宁可把外面的房子放租，继续留在村里，直到非搬不可那天为止。实际上，他说，英殖民政府早在1946年，就向客家村矿工们征收一年3令吉的地税，独立至今，仍有村民一直缴付地税、门牌税、水电费等，一直到1998年左右，州政府拒绝收取地税，客家村的土地权才成为争议性课题。

装载六代人的记忆

从太婆那一代， 83岁的父亲、张次耀（见图，前左），到他11岁的小孩，他们六代人都在客家村出生长大。他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三个妹妹。长大后，其余兄弟姐妹陆续在外工作、婚嫁，只留着他和父母亲同住。对比现在空置或倒塌的房子，尽显荒芜杂乱的模样，张次耀感叹，以前逢年过节，村子总是热闹无比，“客家村是我们很多村民的集体回忆。”

小时候，启智小学几乎等于客家村的代名词，张次耀同班同学41位，39位皆来自客家村。“接近96%村民都在那里读书，只有一两户人家比较特别，想法比较不一样，送他们的孩子去芙蓉小学或中华小学读。我们这些是比较没有水准，哈哈。”

每天天色微亮，小孩刷好牙就准备出门，沿路玩耍打闹了两三回，才心甘情愿地上学去。客家村早年以采锡为生，后来转为务农居多，父母每天一早出门工作，傍晚6、7点才回家。小孩放了学后，更是成了“没王管”的孩子，整个村子都是他们的游乐场。

他语带喜悦地说，“一放学回来，换了衣服吃饱饭，就出去玩，玩一整天，每段时间玩的东西都不一样，橡胶果、抓豹虎、玩纸牌、捉迷藏、河里抓鱼、到人家的果园偷水果，弄一些玩具，什么都可以玩，没有说很闲，没东西好玩。”

有次，他们玩捉迷藏，玩到晚上9点，突然发现有个小孩不见了，村民搜遍了整个村子，连文丁义山也找过了，就是不见踪影，把大家急坏了，一直到晚上11点，小孩才自动出现。原来他是累坏了，忍不住在某个角落睡着。他笑说，“人家问他，你是不是给鬼抓了……回想起来，还是很刺激，很好玩。”

看清政党真面目

受访那天，他身穿标志性的红色T-恤。这些年来，举凡文丁之友的活动、到大学办展览、出席国际研讨会，或是获提名公民社会奖，总会看到他穿着这件T-恤。前面是一只怪手推倒木屋的图案，背面则写着“停止强拆153年客家村”。现在，村口大路旁的木屋墙上，也写着类似的一行字，提醒路上的车来人往，别忘了他们还存在着。

客家村原本有200多户，被发展商规划为第一期的土地，已开始推土兴建，第二期的村落目前还住着三、四十户人家。若不是村民自发组织保村运动，这里应该也早已夷为平地，步上森美兰其他地区的后尘，变成标准划一的商店住宅区。

2012年，村民收到发展商的律师信，指控他们霸占土地，限定他们在期限内搬迁时，地方上的华裔政党，如马华、行动党，自然成为村民首要求助的第一道门。不过，听张次耀叙述那段曲折经历，多少政党会直接肯认和捍卫，村民在情在理拥有居住此地的权利，还真的不多。

尽管不少国州议员在拆迁行动中一并被捕，可是，他说，政治人物多数劝你见好就收，发展商愿意赔偿就算了，或是，法庭已有所裁决，村民顶多只能申请延长暂缓庭令。“讲难听一点，他要你们快快解决，清空了，就圆满解决……政治人物、政党没有真正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透他们的真面目，很失望。”

激烈抗争到柔性抵抗

 

社会主义党是在村民败诉后才开始介入。之前，客家村村民对社党抱着观望的态度，一直到声援邻近的河沙坝村仅存的住户，又称“最牛的钉子户”叶德财时，才发现社党原来长期经营反拆迁运动。

社党长时间与客家村村民联手抗争，四处呈交备忘录，可是，抗争久了，体制冥顽不灵，人就会开始出现疲态，积极参与抗争的村民也慢慢减少。他分析，华裔始终有种心态，“民不与官争，穷不与富斗。官字两个口，我们要跟政府斗，是斗不赢的。”

正好那时候，文丁之友召集人陈俊生和陈湘凤，辗转通过社党中委阿鲁仄万联络上客家村，说要进来帮忙。他回想，“那时候，我们已经求助无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有人要来帮我们，我们全部都说好。隔一天，他们几个人来了解访问，我们也是有问必答。”于是，保村运动从早期与政商权势激烈抗争，到后来转向文史保存的柔性抵抗，让运动持久存续。

文丁之友首次在谭公庙举办活动，吸引村民和外地人参加，之后还陆续办了很多文化活动、接受国内外学界团体的采访参观，还邀请不同的文化工作者和大学单位展开田野工作，收集当地文化历史和建筑各种资料，一直维持至今，想尽办法让世界看见客家村。

上周六，刚刚办了脚踏车游，年近六、七十岁的村民骑着脚踏车，跟外来参与者走入附近的文丁马来村共游午餐，吃榴莲山竹。张次耀跟村民和文丁之友忙着张罗脚踏车、午餐要用的椅子，偶尔要跟沿途遇到的马来村民和原住民留电话，方便日后联络，其实也是藉此扩大日常和运动的边界，让村民走出客家村。

张次耀说，“文丁之友进来，用很多柔性的方法，呈现文化历史，我觉得更有效果。……长期做一些活动，让这个运动保温，让外面的人了解你们还存在。”经过四、五年的抗争，仍积极参与的村民也出现一些变化，他观察，“村民也慢慢也可以接受，觉得原来我们的村子也值得保留下来。他们觉得这样的方式也不错，起码不用每天去抗议示威游行，用古老建筑物呈现的方式，让外面的人觉得原来这个村庄超过百多年，还保留很多木屋、灶头、水井，也是希望可以让年轻后辈了解，我们的先辈南来马来西亚，了解当时的生活情形，也是好啦。”

不能回头的抗争路

村民早已习惯，客家村成为参观的地方，一看见外人进来，就会开口问你，“你们有很多人来？”跟村民聊天时，他们会邀你进屋内看看房子里的原木柱子、锌板和亚答叶混搭的屋顶、或是灶头水井，村里年纪最大的江淑群唱客家山歌时，还会问你要不要录音。

其实，文化保存的运动方向，已经跟早期“一屋赔一屋”的诉求有些不同，这还是村民们要的方向么？张次耀说，“我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拆掉这种建筑物很可惜。”村民大部分希望保留剩下的房子，甚至还原它为亚答屋，开放让人参观。

不过，村民的居住权一天没有受到承认，一切努力仍是徒然。变天后，文丁之友和张次耀早已见过汝来州议员阿鲁古马（Arul Kumar），但是，客家村总是不管是最迫切的优先议题，他说，“现在最重要的一步，是拿回我们的地契，再下一步，还要一点时间来考验。”

从2013年9月算起，文丁客家村保村运动快要满5年，已到了知命之年的他说，“其实，客家村这个议题，我是最坚持的人，要不是我还坚持站住，我相信，文丁之友也不会来真正帮助我们。（道理）很简单，人家来帮助我们，但是你们都不要我帮，没有一个带头人，他们可能也无从下手。”

“已经跑了整段路，你一下退出也是不行的，已经没有回头路。如果容易得到，就不用站出来争取了，毕竟马来西亚是一个还没有民主开放的国家，你站出来争取，起码还有一点机会；你不去争取，就完全没有机会。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希望能够帮到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