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第14届大选前夕，玛丽亚陈决定转战政坛，留下净选盟主席的空缺，就在一片兵荒马乱中，叶瑞生出任执行总监，成为这个组织的新推事。他自我调侃是“被别人逼上台”，但因为认定公平和干净的选举攸关重要，于是扛起了这份苦差。

叶瑞生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坦言，当初自己也不相信会改朝换代，可是，谁也没想过，高喊的口号竟会成真，屹立不倒的国阵政权，突然说倒就倒。走过逾20年人权斗争路的叶瑞生，与大伙儿共同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受访当天，我们相约在净选盟办公室。它隐身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MBPJ）大厦的不远处，一个不起眼的商业区，不少重要的非政府组织也在此落脚。除了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部、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4）、八打灵市食物银行之外，位于净选盟办公室正斜对面的是人民之声（SUARAM）办公室。那是叶瑞生之前工作前后近10年的重要基地。

人民之声、净选盟以及曼谷的亚洲人权与发展（Forum Asia），大概是外界经常会把它们跟叶瑞生联想在一起的组织名字。那是他2000年以降，主要投身的数个公民组织。实际上，他在1990年代，曾经积极参与华团组织，算是他大学毕业后，参与公民组织运动的起点。

现年52岁的叶瑞生说话总是不急不徐，听他娓娓细述过去时，却意外抖出一件陈年往事。

一篇文章掀议，退出华研

1996年，叶瑞生还在民办研究机构“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后改称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简称“华研”）工作，担任半学术期刊《资料与研究》的执行助编时，因为刊登一篇文章而在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那期刊登了还在台湾念书的评论人曾庆豹的一篇文章，题为<阳具与乳房：空间权力学的女性主义式批判>，把两座吉隆坡标志性建筑——吉隆坡塔和双峰塔，比喻为权力崇拜的象征物，批评时任首相马哈迪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

当时，文章不仅刊出，期刊也陆续送到各订户和赠阅团体手中，结果让董事部暴跳如雷，召开董事会议要求撤回销毁期刊。在董事部会议中，除了叶瑞生之外，还有与他一起共事的主编，即前隆雪华堂执行长，现任元生基金会执行长的陈亚才。

“那篇文章刊登出来，我们的董事跳脚，引起很大的风波。董事觉得，为什么我们作为半学术杂志，要刊登这样的文章。”

“我那时候是执行主编，（陈）亚才是总主编。我坐在董事部里面，（陈）亚才被骂到很惨，后来被调职。他（董事）要我们把所有杂志收回来销毁。”

“那时候（已故）颜清文是华研主席，副内政部长是（时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他们主要担心，这篇文章批评到老马和老马的得意之作，担心会引起问题，他们可能担心内政部（会对付）。所以，董事部就要我们把这本杂志从市场上收回来。”

叶瑞生1991年从槟城理科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后，就开始积极参与雪兰莪中华大堂青年团（隆雪华青），推广民主人权运动。当时，隆雪华青才刚成立6年，吸引了一批有志的知识和进步青年聚集。

隆雪华青力图摆脱华团联谊的传统形象，依据《1985年华团宣言》的精神，自许要做社会时代的眼睛。他们成立民权委员会，积极参与反巴贡水坝、举办东帝汶大会等，走在公民社会议题的前端。是在这样的脉络下，叶瑞生顺理成章地在1994年从电脑公司转投华研工作，没想到不到两年却遇上这段插曲，而毅决辞职以示抗议。

“我觉得这没有道理，这是编辑部的主权，当然他们都不理这些，我不能接受，就在1996年辞职抗议。”

他清晰地笑说着，犹如一抹过往云烟，实则这段往事却始终深刻地留在一些人的心里，包括作者曾庆豹本人。访问结束后，记者跟曾庆豹聊起，才知道他前一阵子在面子书，撰文回溯这件事。

时任华研秘书当时传真手写便条，转告曾庆豹这件事，同时也通知他的一场哲学讲座也连带遭取消了，还说陈亚才如此难过，让他内心倍感难过。事隔多年，如今已难以觅回这份期刊，几位当事人都没有留着，就连作者本身也仅有一份影印本保存。

1996年被捕，看见牢房丑陋百态

至于奠定叶瑞生走上人权斗争之路的重要转捩点，要数22年前，他在亚太东帝汶研讨会（APCET II）被捕一事。当时东帝汶争取独立是重要的国际人权议题。东帝汶刚刚摆脱葡萄牙的殖民不久，却遇到印尼政府的百般阻扰。1996年11月9日，叶瑞生与逾百名社运分子和新闻从业员，在吉隆坡的亚洲酒店筹办和参与第二届亚太东帝汶研讨会，却遭政府非法逮捕扣留。

研讨会前夕，政府已陆续发出各种警告，劝阻主办单位和参与者不要进行这项会议，包括恐吓媒体不要报道。会议两天前，原本准备出席会议的菲律宾反殖民主义者惹纳多康斯丹狄诺（Renato Constantino Jr）抵马后，立即遭大马政府遣返回国。他也是首届亚太东帝汶研讨会的召集人。

叶瑞生忆述，政府甚至恐吓要援引恶名昭彰的内安法令来对付出席者，不禁让筹办单位开始犹豫，经商议后，还是决定按照原来计划。“我们前一晚讨论到底要不要进行。我们知道一定会撞墙，可是，第一，我们不是上街示威，只是在室内召开会议，而且法律上没有规定室内会议要申请准证。所以，我们觉得没有道理，就进行啦，就是准备被抓的那种情况。”

这是访谈中，第二次听见叶瑞生说“没有道理”。他们做好防范措施，准备东帝汶朋友逃走路线，避免他们被捕，否则一旦遭政府遣返，必定会受到印尼政府施加酷刑。当天会议开始没多久，他们接到通知，约400名巫青团率领的马来西亚人民行动阵线（BBRM）会员，包括马华和国大党青年团党员，强闯会场干扰会议。其中，现任贸消部长兼人民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Saifuddin Nasution）也有份带人闹场。赛夫丁当时是巫青团领袖。后来烈火莫熄运动爆发，赛夫丁追随安华，加入公正党。

叶瑞生忆述，“我们从酒店往下看，很多人（来），酒店都不敢阻止，他们在外面拉布条。我们（在里面）关门，用椅子桌子堵住。他们在外面撞，我们就在里面顶住，到最后他们人多也野蛮，最后破门而入。……不过，那时候我们已经把东帝汶朋友带走了。……他们破门进来后，就围住我们，抢过麦克风，不肯让任何人走。”

“我们就叫警察来。任何示威游行，警察一般很有效率，那天金马警区主任来得特别慢。西华拉沙也被捕。他是我们的律师，负责跟警区主任谈（判）。他说，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是否需要解散会议，叫警区主任给我们5分钟。那个警区主任说，5分钟？抓人!”

语毕，他大笑。后来，现场逾百人全部遭逮捕，来自日本、菲律宾、韩国、印尼等国的外国参与者立即遣返回国。除了大学教授如经济学家佐摩（Jomo Kwame Sundaram，现任耆老理事会成员）当天就获释外，数十名本地参与者分成男女两批，送往扣留所被扣至1至6天。

“第一次被关，全身不自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十多个人被关在一个牢房里，人太多，晚上没办法睡，根本没办法躺下来，只能坐着睡，厕所很肮脏。”叶瑞生虽被关了短短4天，却见证了牢里各种警察内部的丑态。关进牢里的人，受警察差遣，处理各种差事，分送早午餐、洗东西抹地。若要喝水，必须另外向警方要求，却不一定会受理；若要一支香烟、一块肥皂，要付多少钱等各种贪污情境，依然历历在目。

事隔13年后，吉隆坡高庭在2009年判决，叶瑞生和另外28名社运人士和新闻从业员，分别获得3万令吉赔偿。这项判决确立了这些参与者是遭到警方非法逮捕的事实，同时也迎来社运人士第二宗法庭的胜仗。后来转为加入公正党的赛夫丁也曾就此事公开道歉，当天听闻判决后，更称为此“放下心头大石”。

短暂小休，慢跑人权路

“那是我第一次被捕，其实是蛮大的冲击。”

对叶瑞生而言，那次被捕所亲身经历种种“没道理”的事，是他投身人权运动的重要事件，随后就展开了廿载的人权斗争路。1998年，他加入了现任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创办的劳工资源中心，关注劳工议题，没多久就遇上了烈火莫熄运动。

2000年，他开始在人民之声当总干事直到2009年。人权议题无国界，之后他转到曼谷的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Forum Asia）数年，关注和声援亚洲各地的人权争议。2013年返马后，他断断续续接过一些案子，直到2018年大选两个月前，才正式接任净选盟执行总监。

回首一路走来，面对高压政权无情的打压，社会弥漫着挥散不去的白色恐怖，走在社会尖端的社运分子，经常被政府和主流媒体标签为“异议分子”、“反政府人士”，让人权、公正、正义这种尊严和价值，顿时在现实社会中沦为摸不着边际的抽象口号。作为身在其中的受打压者，他何不私下唾骂几句就好回去过过平凡生活就好，反而逆着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参与社运组织迎面而对？

叶瑞生以1996年被捕为例，“你知道那个情况，你看到时，你要怎样，别人可能没有看到”。他说，若要改革社会，人必须参与其中，尤其是命运选择让你亲眼看见社会丑陋的那一面。他好几次嚷着“没有道理”的那一幕幕，让他坚定地投入公民运动。从叶瑞生的经历看来，尽管威权政府透过庞大的国家机器，打压林林种种的社会抗议，让社会普遍变得沉默恐惧，但却恰恰成为遍体鳞伤的社运者，继续投身社运的动力来源。

问及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一路走来？他一贯地提起，肝胆相照的朋友之重要，其次是社会累积渐变成果。“你不是完全浪费你的精力时间，从以前有内安法令到没有内安法令；以前每个人都怕集会，只有小猫三两只，到现在对的情况，这是很大的转变；从以前不敢谈种族问题，（一谈）一定是华人马来人二元（对立）那种谈法，到现在打破了许多禁忌。”

“最重要是你觉得还有希望……你做你有累积，那个成果越来越大，在那个基础更健康地发展，那就是支撑任何人继续下去的动力，要不然太辛苦了。”

除此之外，偶尔短暂小休，也是他练就自己能长时间在这条路上慢跑的原因之一。“我还是会继续这份工作，可能我不会一直做，而是需要一些小休。我需要一些时间抽身，去念书。”

就像他当初在人民之声工作数年后，曾中途离开工作岗位，在2004年拿奖学金到西方人权议题研究重地，英国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攻读人权硕士。那里敞开了他对全球化、国际贸易课题所延伸的人权议题众多的讨论；同时，也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人权理论和讨论，始终对东南亚局势和历史缺乏了解而有所警惕。

这次大选结束以后，叶瑞生再次应邀到韩国光州参访。1980年，518光州事件爆发，军人全斗焕下令军方镇压运动，造成数千人平民和学生不幸伤亡，引起国际和社会哗然，也加速了韩国民主化的发展。他说，这是亚洲民主人权运动的重要事件，韩国后来做了很多转型正义的工作，值得马来西亚借镜。其中包括设立公墓和基金会，每年定期办纪念会，用记忆留住历史；赔偿家属，正面处理国家政权过去侵害人权的问题；甚至在韩国和世界各地举办许多人权活动，开拓关怀的界线和对象。

访谈中，我们大多时候谈论的是社会运动者如何对抗外在政权种种不公的问题，却很少谈到如何处理讲究进步民主组织本身内部的不公，就如当年的叶瑞生为了抗议组织的不当处理，最终仅能以自身的退场作为抗议。其实，类似的事件至今仍屡见不鲜，近年，社运者个人、组织内部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拉扯，所造成的创伤，也逐渐成为社会运动研究的重要讨论。

叶瑞生说，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马来西亚目前还没有发展到像菲律宾、韩国公民组织的程度，为社运者提供专业的辅导咨商，或是效仿大学机制，提供有薪的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

“马来西亚没有这样的资源，当然我们也没有去建立类似的非政府组织或机制……很多时候，组织本身也没办法处理这些事，因为很多问题就是组织本身引起的问题，它也不要你去处理。所以，很多情况是他们离开组织……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小休，不能长期这样（工作）……去进修、旅行，重新充电回来。”

回首参与公民运动廿载，是否到了盘算回顾过去的时间点？叶瑞生笑说，“才20年，很短罢了。不过，好像也没有做了很多事，哈哈。”那天，他身穿黑色T恤，上面写着“还我家国”（kembalikan Negara ku）。政权变更了，但距离打造以民为本的国家，我们似乎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延伸阅读】

“是三部曲，非马哈迪”：访净选盟新推手叶瑞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