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正茂】

“若多数人的意愿能在任何时候都被确定的话，或许能将民主进程推向更好的阶段”，这是上世纪著名的英国自由党政治家詹姆斯布莱斯（Lord James Bryce）所推断的理论。

那该如何测量人民的意愿呢？民意调查即是用来实行该目的的工具。

民调的演变

民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24年美国哈里斯堡的《宾夕法尼亚人报》对总统选举举行的一次草投 （Straw Vote）。由此民调逐渐流行起来。报业也认为通过民调方式来获取民意动向，进而刊登相关报导能让报业增加更多的经济价值，推高销量和收入。

早期的民意调查方法仅由访调员把草投箱置放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如剧院、车站、商店和繁忙的街道，尽可能用快捷与方便的方式收集民众意见。

随着时代的转变与科技的进步，民调的方法也变得五花八门。常见的有：实地问卷调查、街头访问、网络问卷、电话访问，还有电话机器人答复系统（BOT System）的问卷方式。而比较新颖的方式还有：面子书的“表情投选”方式，面子书自带的投票系统和Instagram Stories内设的投票系统等。

不仅如此，随着大数据（Big data）的趋势，民众的消费模式和网络行为能被数据分析机构公式化，进而让相关机构可以分析到该用户的社会与政治倾向。接着，相关机构能实行针对性的民意操控，向指定用户目标性的投放政治讯息，从而影响政治思维。

此前，声称帮助川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还有曾帮助国阵赢得吉打州获得政权的英国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就是相关“行业”的真实例子。

策略性宣传是双刃剑

马来西亚拥有多家研究机构与智库，乃至隶属大学的研究中心举行各式各样的民意调查。如：默迪卡独立民调中心 （Merdeka Centre），倾向公正党并由拉菲兹领导的INVOKE，雪州智库（Institute of Darul Ehsan），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公共政策研究院（CPPS），灵感中心（Ilham Centre）等都曾在第14届大选前发布有关选举议题的民意风向标。

一些研究机构或许带有政党倾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推行民意调查需要大量的资源，如指定数目的样本、数据库、拟定调查主题、分析工具等等。若没有金援，访调工作难以顺利进行。就政治利益考量而言，政党需要筹算选战胜算，进而祭出最好的竞选策略；而就政策考量言之，政党可以了解民众关注的议题。

当中，INVOKE在大选前曾经聘用美国的数据分析员来鉴定游离选民和边缘议席，并策略性的向该群体传达消息。但这种策略性行为是一把双刃剑，可以达到多种目的，亦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对立，动摇信心等。

虽然政党能够通过这样目标性且善用资源的方式，最有效地传达政治讯息，从而塑造同温层支持群体；但若所传达的讯息是基于种族、宗教或文化信仰等被视为是敏感课题的，很大可能可能会导致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和对立，引起反噬。INVOKE选前大胆预测伊党将一席不剩，这样的言论或许推动马来选民支持伊党，并让伊党保着据称摇摇欲坠的丹州政权，还一举攻下另外一个东海岸腹地登嘉楼。

除了政治用途以外，民调往往也具有商业价值。企业、媒体、广告商会参考民调结果，从中获取统计数据，了解民众动向并用来改善或定制营销策略。

民调是一面镜子

当然，民调结果带有不确定性，也不一定能准确地反映出最终的真实结果。因为民众往往会担忧民调机构如何获取联系他们的方式，并质疑该调查的目的，担心若如实表态个人意见会遭受国家机器对付，故而做出虚假回答。

另一方面，访调者可能会越过道德操守的界线，自行对问卷答案进行校正，导致结果出现偏差。

然而，无需太过担心，因为在民主体制社会中，我们无可避免的要利用民调这一面镜子来反映民意。透过民调结果，决策者能够知道他们实行的政策是否可行，政府的表现是否令民众满意，了解民众的诉求等。

若政府和各政党能够根据民意来了解必须做出什么修正才能争取人民的信任，将能巩固民意基础，进而在选举中获得人民的支持。

此次大选，几家民调机构不谋而合推断国内经济课题，如生活费高居不下是最困扰民众的课题。希盟领导的新任政府肯定不敢漠视民意，坐视不管。孟子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无可否认，人类社会需要权力机关来组织，但倘若民调只是政党策略或仅为用来保留权力的一种手段，沦为权术工具，这必将带来危险。

民调既是民主工具，又是竞选武器。

林保华，不时关注国内外政治的九零后（却喜欢听张宇）；大学时期曾任学生代表理事会成员并活跃于校内学生运动，目前在一所智库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