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

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辞职以希盟旗帜参选，诚然当中有其对时局的研判和思考、个人政治抱负的期许，以及政党的游说说项等因素考量。

惟舆论正反意见俱存：持赞同意见者，认同她的参选，可壮大主流在野政党的进步力量，将议会外的社运声音带到议会内。

毕竟目前社运的各项倡议改革议程，若要具体落实或成为政府政策，就不能仅停留在体制外的呼吁和抗争，需要将相关课题带到政党／议会政治过程，让其成为主流政党的政治议程，如此才能将倡议化为政策。所以，将玛丽亚陈送进国会，是社运从议题倡议走向政治过程的一种深化和努力。

反之，批评者则认为，玛丽亚陈参选，毋宁是对净选盟运动的自我否定，因为净选盟当初以选务改革为诉求，号召群众上街抗争，就是认为单凭在野政党议员在议会斗争不足以促成改变，需动员支持者走上街头抗议施压。

抗争手段延伸至社会动员

惟如今，身为净选盟主席的玛丽亚陈则认为她在国会比在街头，更能推动改革，是否意味她对街头动员路线的认识已经有所调整？抑或与运动路线无关，仅是对个人政治角色的发挥有不同的期许，而更换跑道？

更有甚者看淡玛丽亚陈从政之路，认为在目前的政党生态下，她最终会被建制力量所驯服、收编，并限制其政治自主的表现，结果只会是里外不是人。

事实上，净选盟做为单一议题取向（即选务改革）的社会抗争运动，不论在历史渊源、政治性格和价值理念上，皆可视为政治运动社会化的过程。

所谓政运社会化，就是政治反对运动菁英认识到议会斗争、选举动员的不足和限制后，企图让抗争的手段延伸至动员社会大众上街，以便持续加大向政府施压力度的一种政治策略。

相信政党政治才是主战场

一般而言，政运社会化，就是将原有政治反对运动的斗争场域，从政党政治的对抗，往社会领域扩散和溢出，故其动员论述模式，皆会沿用既有的政党政治对抗架构和格局。

若以本地为例，就是诉求“威权vs民主”二元对决观。而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就是政运社会化的例子，而净选盟运动则是沿续其政治动员模式，不同的前者以全面的政治改革为号召，后者则以公平乾净选举为诉求。

这些运动大多数时候，属于政治反对运动斗争的延续，所以抗争的过程须考量政治反对运动整体的政治战略和需要，因此在行动逻辑上多数会服膺于以下的前提：政党政治才是主战场，是民主运动的胜负关键，其他皆骥附其后，为其最大利益服务。

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争取扩大民主空间的努力，最终目的就是要在议会选举上赢得政权，也惟有实现政党轮替，才有可能从事改造社会的工作。所以，对本地的一些政运份子来说，没有权力，一切政治理想皆属奢谈，所以实现政党轮替是现阶段的核心政治任务，也惟有完成此阶段任务，才能谈下一阶段的工作社会改造。

避免议会民主力量崩解

经过发动反贪腐倒纳吉群众抗争运动，仍无法将纳吉拉下台后，净选盟的声势从高峰走向低沉，群众号召力大不如前。

紧接着，面对公民社会对马哈迪的疑虑，纵使内部有杂音，净选盟领导层视“倒国阵／巫统”为运动的优先目标，“政党轮替”为当务之急，选择“与马共舞”，以便利用巫统分裂的机遇，透过政党轮替，以促成政治改革。

所以，在笔者看来，玛丽亚陈在净选盟处于低潮期之际，决定辞职参选，毋宁也是沿袭上述政运社会化思路的表现，就是认为避免308大选以后的议会民主力量和空间，在纳吉的分化和围剿下崩解萎缩，冀透过其参选的决定，让目前意见纷乱的进步力量能够重新凝聚在希盟旗下。

社运议题转化为政党议程

“政运社会化”主要是由在野政党及其支持力量推动，透过街头抗争施压，以便迫使当权者妥协接受将其政治议程落实为政策，或完成政党轮替。

与其相对而言，则是“社运政治化”，其指的是因政治压迫导致社会不公，所引发的社会集体抗争行动。这类运动为了让其抗争课题能够被政党重视或接纳，因此冀望通过政治途径，解除政治压迫。

为了让其所关注的社会议题能够转化成为政党的政治议程，这类社运就必须努力将课题政治化，以引发政治关注，这就是为什么这类社运需要政治化的理由。社运政治化过程可以选择与既有的政党结盟或自组政党。

一般而言，这类性质的社运，若是单一议题取向者，多选择与既有理念相近的政党结盟，将其诉求纳入该党政纲为条件；若选择自组政党则多是使命型政党，不同于一般主流政党会为迎合民意而改变政党立场，使命型政党更多时候强调利用自身所坚持的政治理念，整合和教育选民，以便唤醒选民的政治醒觉。

组党的目的，就是追求打破和冲击原有的政治格局，透过抗争的议题，从而凝聚结合被既有的政党所忽略或边缘化的社会力量，形成政治关键力量。（苏淑桦《社运的政治转化》一文有更详尽的阐述，本文不再赘言）

潘永杰，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硕士，现任职民间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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