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救大联盟发起人曾桂良誓言打入霹雳州议会，修改不合理的相关土地法律，让农民和养殖者可自由发展农业，为国家生产足够的粮食。

曾桂良也是社会主义党的万里望州选区候选人。

他说，来自霹雳州24个地区的农民和养殖者，常面对政府的逼迁行动，或被要求缴付不合理的高昂租金。这些困境迫使农民自救大联盟派出两个代表，竞选霹雳州的端洛（由曾贵兴代表社党上阵）和万里望州议席。

“我会把农民和养殖者的心声带入州议会，倡议州政府制订政策以提供农地给农民和养殖者，规定农地只可以转让给农业用途，不能任意买卖及作为其它用途。”

“若政府批给农民或养殖者五亩地，不但每片地能养活一个家庭，也能生产大量粮食供国人食用。”

曾桂良是于4月1日在文运书坊举办的“与曾桂良对话：从农民到政治”讲座会上发表上述谈话。另一位与会的嘉宾是社会主义党全国中委阿鲁仄万。这是继净选盟前主席玛丽亚陈之后，文运书坊举办的第二场社运人士参政的讲座会。

曾桂良严厉批评，独立前成立的州务大臣机构（Menteri Besar Incorporation），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被霹雳州民联政府激活后，就积极参与买卖土地和联营发展计划。这导致他自己跟州政府租借的土地，租金从每个月每亩25令吉剧增至80令吉，让他完全无法负荷。

曾桂良感叹，州政府的法律文件时常指责农民和养殖者的行为“非法”或“侵占土地”。实际上，他们在那片土地上已耕耘多年，他本身就做了15年的养殖生意。

他强调，人民有权使用土地生产粮食，政府最多只能说这是“无证件”（Undocumented），而不是“非法”或“侵占土地”。而且，并非他们要故意无证耕耘或养殖，事实是许多农民和养殖者都曾申请准证，但若不是不获批准，就是像他一样，之前的租借合约被无故撤销。他说，这些不合理的法律字眼，都应该全部被修改。

问及为何他决定从一个普通的养殖者踏入政治，曾桂良认为，现在政坛上充斥不良的玩弄政治（Main Politik）风气，“这些混蛋政客霸着位置，不协助人民处理问题，我们必须赶走这些混蛋。”

他嘲讽华都牙也国会议员西华古玛是“打回给你（Call you back）议员”，因为每次农民联络他都说会打回来，结果从来没有回电，见到农民自救大联盟也闻风而逃。

曾桂良强调，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政治工作者（Pekerja Politik）。政治工作者是认真处理人民问题的代议士，他们将检讨现有的政策问题，带到议会里去修改法律，解决人民的困境。

阿鲁仄万则表示，按照大马的法律制度，只有拥有土地契约的才是土地拥有者。没有土地契约的人，即使他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也被视为侵占土地。所以，世代居住在森林的原住民也被视为侵占土地，这极为荒谬。

他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土地政策，若一个人在一片土地上耕作或生活超过12年，这段期间没有其他人说这片土地属于他，此人将有权力申请该片土地的拥有权。

他补充，社会主义党和丰区国会议员再也古玛曾经将土地改革的议程带上国会。他呈交私人法案，要求政府若欲征用任何农民和养殖者的土地，政府必须提供替代的土地。可是国会基于土地属于州政府管辖范围，驳回他的私人法案。

因此，阿鲁仄万认为，社会正需要类似曾桂良这样的农民和养殖者，进入州议会推动修改土地法典。他认可曾桂良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并认为人民知道怎样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像地区的交通规划要改进，当地居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但是往往政府却宁可花大笔钱，请顾问公司去研究问题。

“社会主义党候选人签署的99%宣言清楚阐明，我们将保护农民和渔民的权利，公平分配土地给真正的农民，以及制订一个粮食安全政策。”

“目前大马有80%的粮食都从外国入口，如果发生一场粮食危机就有很大的问题，到时候金钱是没有用途的，因为买不到粮食。”他开玩笑道，“那个时候需要粮食只能找阿良”。

阿鲁仄万肯定曾桂良对“玩弄政治”的批评，说现在很多人对政治人物的刻板印象，就是五年才出来服务一次。所以说积极处理人民问题的社会主义党不是政党，而是非政府组织，搞得他啼笑皆非。

当被问及为何他早年也从社运分子参与政治，阿鲁仄万认为真正要改变现状，还是需要通过政治力量。他用这样一个比喻，当你膝盖受伤了，你可以只去敷药，但若你要更深入一层思考，你就会发问，为何膝盖会受伤？怎样解决受伤的问题？阿鲁总结，非政府组织只能达致服务的目的，我们需要通过政党改变不公平的政策。

但是，阿鲁仄万强调，政治改革需要带入体制，但是必须先有强大的体制外的斗争，政治改革才能成功，就像农民大联盟的斗争一样。他举例，最近国会通过选区重划报告，虽然反对党议员在议会内声嘶力竭，但是国会外的群众却无法发挥有效的斗争，结果报告被快速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