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叙事】

二月，旺赛夫辞去民主与经济事务机构（IDEAS）首席执行员职务加入土著团结党，揭开了社运人士加入候选人行列的序幕。接着三月的新闻人物是，宣布成为希盟独立候选人的前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和再后来加入行动党的前净选盟上海协调员周忠信。

从社运前线退下，把工作重心转至政治斗争的做法掀起一阵热议，讨论的重点聚焦于社运人士在政党政治内是否能坚守之前所宣扬的立场，社运和政党的利害关系，以及个人诚信等等。其中旺赛夫著称于自由主义立场，和保有种族政治色彩的土团党立场有直接冲突。

不排斥与政党合作

社运和政党之于马来西亚民众，就像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前者形象光明，像一溪清流，清澈见底；后者波谲云诡，像一处深潭，暗流汹涌。前者被视为无利害关系，争取议题可以原则至上；后者又应当务实进取，靠手腕和操盘推进议程。

而这条界线越分明，社运的正当性越高。这说明了为什么群众纠结于净选盟是否超越党派，决定参政后，参政者会慎重其事地退下社运组织领导位置，而原组织无可避免地需要与参政决定割席，这之后只能遥遥祝福。

但这条界线并不是楚河汉界。社运团体以所耕耘之议题的主体性为根本，独立于政党政治，惟不排斥与政党合作推进议程。净选盟建立初期就是党团合作模式，直到2011年，净选盟重组，净选盟2.0由社运主导，政党退守支援角色。

党团合作模式也不局限于针对议题合组委员会，建立有形的合作平台。非政府组织因长期经营有功，对课题有深入研究，很多时候是政党政策研究的咨询对象。而体制外的社运通过游说或施压，与在体制内的政党时而站在同一阵线，也有刀刃相见之时。党团之间是互相需要、互相支援，又是互相制衡的共生关系。

个人而非社运参政

有社运背景的政治人物在世界各地多不胜数，社运人士踏步政坛不是新鲜事，而学运团体更是朝野吸纳新血的红海。但现有的讨论聚焦的是社运人士参政，和社运参政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

把社运人士参政看成是把社运斗争提升为政治斗争，很多时候是一厢情愿的看法。社运人士参政是个人选择，并不牵扯运动整体资源的分配与策略部署。个人可以带着原有组织的理想和信仰作为政治斗争的依据，但运动并没有问责机制，从而对这些政治新兵起实际的监督作用。

社运参政者和其他政治人物一样受到选民和社会舆论检验，来自于过去同僚更严格的要求,更多时候是一种类似同侪的压力，也可看成是参政者夹带社运光环，甚至无可避免带走部分社运资源的合理代价。

跨界发展的过来人或许各有个人心得，但对整体运动方向无法积累集体经验，政治和社运终究还是两条平行线，体制内外界线分明。

组织集体决策参政

社运参政又是什么概念？和各别社运人士参政最大区别在于，参政是运动或组织的集体决定，是政治转化的过程。传统社运组织除了面向民众做观念领导的教育工作，更要集结群众把议题带到街头，发挥压力团体的角色，进而以组织所倡议的议题为基础，打造政治平台参与选举。

在国外行之有年的工党，创党前身多为集结各式工会或工人团体的联盟，参政是集体意愿和行动。以现有英国工党为例，促成其创立的是一个由混合铁路职员协会会员在其工会支部所提出的议案。议案主张工会联盟议会（即总工会) 召集会议整合工运团体和左翼组织，派出候选人参与国会选举，争取劳工代表权。

议案后来在各阶段的投票中获得广泛支持并通过。工会联盟议会召开了两天集结工运人士、工会代表和左翼团体组织的大会后，工党在1900年正式成立，党员是工会或工运组织的集体党员。同年工党以工会政治臂膀之姿参选，15名工党候选人当中，两人晋身国会下议院。

议案获得广泛支持，绝对不是偶然的异想天开。在工人运动赢得选举权的背景下，劳工利益获得代表权的愿望日益高涨。该议案的执行也不由得工会领袖说了算，而是历经各阶段投票，接受工会成员讨论和检验，赢得民意才端到台面。党内组成部分也为党的政治斗争路线定调，候选人的遴选也由工会直接参与。

社会主义党创建历程

回望马来西亚，社运参政并非无迹可寻。社会主义党前身是三个社运组织，即草根人民之声（Suara Warga Pertiwi，SWP）、Alaigal和社区发展中心（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re，CDC），自八十年代起关注园丘工人和城市开拓者社群遭国家发展步伐边缘化的问题。

1994年，两千名园丘工人为争取月薪制，在五一劳动节走上街头，是经历20年工运低潮后首个劳动节街头行动。隔年大选，草根人民之声、Alaigal和社区发展中心提出园丘工人大选诉求，却遭朝野冷待。经三组织内部基层多次讨论，于1998年议决以社会主义理念组织政党，为群众发声。

创党初期，除了组织新支部，三社运组织如常运作，以群众组织形态成为党的附属团体。尔后因为支部的扩张，草根人民之声和Alaigal干部为支部所吸纳，只有社区发展中心仍保留附属团体的角色。但这没有改变基层党员为众的群众基础。社党最高决策单位是党大会、全国委员会会议（全委会，由全国支部代表组成）和决策大会，有关党的重要决定都必须在三者之一当中讨论议决。

这样的党内民主机制是延续以基层群众为主体的社运传统，介入议题不考量选票利益，培力充权仍然是工作重心。这在风云变幻的时局更多时候被解读为墨守成规与不善创新，无法走出舒适圈，借时机扩张。

承载全民政党想象

社运组织面向更多元的选民群众，在扩大民意基础的需要下不再只关注单一议题，触角得衍生至社会各领域，承载全民政党的想象。但要如何不沦为拥抱民粹、终日与政治算术题纠缠不清的墙头草，在传统支持者基础上求变以扩大政治影响力，就必须让政治变成是可能的艺术，而非妥协的艺术，才能回归政治转化的初衷。

提出第三条道路之说的前工党首相布莱尔曾以成为全民政党为由，大举削弱附属工会在工党里的各种权力，党和工会关系疏离而催生内部矛盾。多年以后，工党反对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形象鲜明，获得年轻人政治动员力挺，让工党两年内人数激增百分之四十，党员结构年轻化，过去近九成工会集体会员的情况已彻底改变。两者在不同情势以截然不同的手法改造工党结构，也为党的发展埋下伏笔。

社党从早期在草根阶层深耕，服务特定议题和社会群体，到现在逐渐完善化更广义的政策讨论，甚至开始着手能源政策研究。党员从初期单元化的草根背景，到近年迎来的年轻新党员，以长期为当权者污名化左翼所影响的城市巫裔居多。最值得期盼的是，党员背景多元化为组织带来不一样的文化与抗争经验，也将影响党未来的发展道途。

这些社运参政的点滴通过组织传承和经验集结，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是熊熊烈火还是不成气候的灰烬？正如鲁迅所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苏淑桦，社会主义党全国财政，希望政治在现实生活中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成为真正的众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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