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养生】

日本是全世界老年人佔总人口比率最高的国家，在2017年继续老化。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出生的人口只达94万1000，是百多年来的最低纪录，同时死亡人数逐年上涨，于2017年达到134万4000，导致人口自然减少40万3000，也创下日本自1982年开始35年来持续人口减少以来，一年内人口自然减少的最高纪录。

在已经开发国家，世界已经变老；而在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社会也在老化。亚太地区的老化备受关注，因为我们的老化速度非常迅速。法国从19世纪开始，用超过100年从高龄化社会（7%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迈入高龄社会（14%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21世纪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转换过程，估计只需要23年（在2043年将步入高龄社会） 。

依赖人口比率增加

2016年，马来西亚的新生婴孩人数为50万8000，比2015年的52万万1000少了2.5%。2015年死亡人数则是15万6000，到了2016年增加4.1%，记录了16万2000死亡个案。马来西亚的总生育率逐年降低，2016年是1.9，早一年是2.0；在人口学上，总生育率要达到2.1才能长期维持同样人口数量，马来西亚在2012年的总生育率是 2.1，接下来就开始降低。

马来西亚的人口总数还在增加，但人口结构这几年已经开始变化，而变化的速度更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加快。再过大约20年，马来西亚的预测人口数量是4150万，高龄人口的比率将增加至14.5%（2010年是5%），而幼年人口将降低至18.6%（2010年是 27.4%）。

扶老比（Old-age dependency ratios）可以衡量社会的依赖人口状况，即是指每100位有生产能力者（即15至64岁人口）所需扶养的老年人口（即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扶老比愈高，代表社会所需负担的老年人口愈多。（引自《国发会小知识——“扶养比”和“潜在支持比”是什么？》）

最明显的是到了2040年，马来西亚的扶老比将大幅度增长达到21.7%（4.6个15至64岁的具有生产力的人口，也称为“现役世代”，负担一个老年人），而在2010年时的扶老比只是7.4%（13.5现役世代负担一个老年人） 。

医疗保健支出增大

全球数据显示，个人的医疗费从65岁开始激增，而美国的研究更是显示出终其一生，25%的个人总医疗费用是在临终的一个月内花费掉的。医疗保健支出的压力如今是全球许多国家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随着社会老化，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急迫兼棘手。

美国的健康照护表面上是由商业保险及市场来调节，但由联邦政府出资的老年人健保计划费用节节上升，在 2016 年佔了联邦政府的15%总支出，逐年增幅不见稍缓，反而更快速增长。

日本是战后全世界社会医疗保险最全面的国家之一，为日本民族得以长寿贡献极大，但近年来国家在社会福利和保障（包括医疗照护）的开支大幅度增加，已经佔了GDP总额的四分之一，成了极为沉重的负担。

日本人口老化和少子化模式，是许多亚太国家的先驱。日本社会的结构导致劳动人口大量减少，收得到的个人所得税和保险金递减；同时退休人士则大增及更加长寿，国家给付年金和退休金、医疗支出和长期看护费用都主要是用在老年人身上，估计 75 岁以上的高龄人士平均动用的医疗资源是现役世代的5倍。福利和医疗费增加的速度快、幅度大，导致日本国家预算常年入不敷出，长期举债及赤字。

年轻人蜡烛两头烧

如果我们的人口趋势持续下去，马来西亚今天28岁的年轻人，到2040年50岁时，他将和另外3.6个现役世代共同负担一名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假设他在40岁时有个孩子出世（迟婚也是一种趋势），扶养孩子的费用也不便宜。

现代人迟婚及少子，有很大的因素就是养孩子太昂贵。迟婚加上再下一代的年轻人为了接受更高教育而延迟不入职场，未来的现役世代劳动人口将成为两头燃烧的蜡烛，导致负担愈加沉重而选择不生或更延迟生小孩，最后会形成无法挣脱的恶性循环。

老龄社会让福利及医疗支出负担太大在全球已开发国家成为常态，任何一种医疗和福利模式都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日本政治人物甚至曾经在公众场合直截了当说老人拥抱财产又不消费的状况，只会对社会和国家造成太大负担，竟直截了当呼吁老年人“快点去死” 。

提防矫枉过正滑坡

在人口老化迅速和严重的国家，例如日本和台湾，舆论开始聚焦于老年人健康照护和有尊严死亡。作家出书讨论老年人病痛、长期照顾和死亡课题，社会开始关注老年和死亡，当然是值得讚扬的事。然而一些本来不带贬义的“下流老人”书写，却慢慢变成形像不佳的“暴走老人”，近期更流行将家人亲友的需求扣上“情绪勒索”的帽子。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书写美化死亡，也为死亡添上一些浪漫色彩，再加上荷兰支持安乐死人士欲推动让没有绝症的老人只是单纯因为觉得已经活够了就可以选择安乐死 ，不禁令人担心社会要将老龄人类的难题推往哪一个方向。

日本有“捨弃姥姥”（ubasute）的传说，即是在艰苦时期不和家庭成员竞争资源，为了让家人得以活下去而将老年人背到深山让他们死去。如今在一些书里看到美化死亡的写法，隐隐约约彷彿要让老年人觉得死亡变成一种对社会及家庭的义务，甚至是一种可以升华的壮举。

同时不少论点聚焦将老年人的体能不佳、身体病痛及反应缓慢和生活品质挂钩，突出品质不佳的生活乃是没有价值的生不如死，成为一种不值得活的生命。社会大众反思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固然重要，但我们需要提防矫枉过正的滑坡。历史上许多悲剧，譬如纳粹大屠杀，正是从让所谓“不值得活的生命”以安乐死开始，最终以大屠杀结束。

马尔萨斯困境重临？

高龄社会当然是个重大的危机，然而我们应该相信人类社会有足够的智慧解决，而非走捷径将老年人逐渐标签和贬值成为社会的毒瘤。今天讨论老年人和社会资源问题时，许多人很轻易的又掉入了两百年前马尔萨斯 （Thomas Malthus） 在《人口论》里提出的资源陷阱。

当年骑劫马尔萨斯理论的极右翼社会达尔文派系 ，运用社会的恐惧造成许多悲剧，有了那麽多前车之鉴，若再重蹈覆辙，我们这一代人将会在未来的历史成为千古罪人。

现代社会固然需要支持人类历史上最多的人口，但同时我们也是历史上资源、科技及知识最丰盛的时代，当今和未来世界最大的问题并非患寡，而是患不均。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公平，让资源能够合理重新分配，才是解决方案。

这是无法借鉴历史的现代社会现象，没有人知道最佳的解决方案为何，单纯紧拥意识形态选边站，或是大翻古书引经据典，都不会得到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日本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比率最多的国家，加上迟婚和少子化，劳动人口和扶老比结构呈现倒三角形，自战后到现在依然坚持不引进外国移民来填补年轻的劳动人力。另一方面，德国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比率第三高的国家，也面对严重少子及年轻劳动人口短缺的问题，吸纳移民一直都是德国面对社会劳动力不足的政策之一。再过一些时候，我们或许就可以在这两个手段迥异的自然实验看出未来解决方案的端倪。

马来西亚有亚太国家如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经验作为借鉴从中学习，也有如德国的模式作为参考，至少不用完全盲目摸着石头过河，也不需要再度重新发明轮子。观摩别人的同时，我们必须开始思考如何未雨绸缪及规划未来，毕竟到最后我们都会变老，肯定不想被归类为被现役世代和国家欲消灭的低端人口。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十九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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