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单单80年代马哈迪上台以来实行的“私营化”计划，就有一大批国营大企业转移到土著手中，加上在“国家”名义下新设立的大企业，前前后后，不下百间。这些企业具有垄断性，以及规模宏大，资本动扎数以十亿甚至百亿、千亿计。经济学界早有定论，认为“私营化”最大的成果是一个全新和巨大无比的土著经济王朝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王朝，已经屹立在21世纪的半岛上，史书上最光辉的马六甲王国也为之黯然失色。

资本家是这样的一群人，你给他一个城市，他要一个州；给他一个州，他要一个国家；给他一个国家，他要整个世界！事实就是这样，巫统已经牢牢地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现在他们要为自己树立一个与政治地位一致的、不受挑战的经济支配权。他们之所以不断的炒作30%股权，说明白为的就是经济领导权。这次巫统大会是针对21世纪愈来愈逼近的全球化大气候而发，是一次企图永久化他们王朝的“世纪之战”。当然，能不能实现是另一回事。

少数“有者”占大多数资源

马来西亚巫裔对逆历史潮流的“种族主义”，已经从“懵懵懂懂”中有所觉悟，但对国家走向未来的具体道路，还在探索之中。回顾一下现实是有好处的。据统计，上市的土著公司占了土著注册公司总数约20%，它们的资本却高达总额的80%。就是说少数“有者”占有绝大多数的资源，多数“无者”却只有那么一点。两极化在资本主义国家本来不出奇，天下乌鸦一般黑。但在我们多元民族架构的国家，这里面却有另一番天地。

这个鸿沟是在“特权”，或换另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扶助土著”的名义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名为惠泽“落后”族群的大众，实则一小撮顶尖人物囊括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而受惠只那么一点的百分之八十的百姓，在一个时期内感到好像得到些什么，却又说不清是什么。种族化（极端民族主义化）的客观效果之一，是模糊社会阶级的界限，之二是特权阶级假借“民族”之名囊括绝大部分财富。人们看到，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巫裔社会结构起了深刻的变化，大资产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取代了封建贵族和殖民地官僚，成为国家的新权贵。曾经被人讥笑“垂死”的资本主义却在我国创造了民族复兴的“奇迹”。无可否认，这个复兴是左右马来西亚现代史的动力，值得学术界、政治界高度重视。

社会重组目的被扭曲

两极化的现象在华裔、淡米尔裔社会也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土著“有者”是新经济政策的宠儿，华裔与淡裔“有者”却在“不侵犯别族利益”的兼顾下发展。这样一来，三大民族20%“有者”在新经济政策执行者抛出的一连串大招牌如：“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特权”、“国家利益”之下，联合在一起，从国家资源中毫无顾忌地攫取80%的份额。巧妙的地方是，社会重组的目的似乎在不受挑战中被转移、扭曲了。

民族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是两种不同的问题，但是，说到最后民族问题本质上是社会经济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生问题解决了，挑拨民族不和的土壤就消失了。换句话说，以社会经济角度来调处民生，使“有者”与“无者”之间，以及各阶层之间、上下之间、城乡之间、强势社群与弱势社群之间，都得到适当的平衡分配与权益，民族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前提，可以达到消除马来西亚长久以来面对“敏感”的民族矛盾和没完没了的争拗，至少可以减至最低程度。可以肯定，通过社会经济的途径解决民生问题，国家、人民、民族问题将一一得以合理公平的解决，并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否则，如巫统目前所做的一套，以为新经济政策是统领一切的“万灵仙丹”，其结果，民族问题本身不可能找到解决之方，反倒成为阻挡经济前进的主要障碍。

障碍来自两方面，族权与随之而来的神权。新经济政策既得利益者有两种情况，一是那些在“亲商”政策下从企业的经营中获得巨额利润的人，其二是用“不透明”手法 －－ 滥权、贪污、枉法营私－－ 不劳而获地盗取了几乎同样巨额的非分之财，留下黑洞累累，造成国家入不敷出。经济学家管这两种人叫做“特权阶级”、“抽佣阶级”或“中介阶级”。共同特点是本小利大，包赚无亏，点石成金，一瞬间可成巨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数少但影响大的社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拼死地保卫新经济政策。

巨富应承担社会责任

30多年来，新经济政策的确造就了一些土著巨富，但更多的是贪污、舞弊，浪费国家资源现象，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国家要持续前进，非动手术不可。分两头说，通过多少是正常经营积累了巨大财富者，除了付国家股息之外，应责成他们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利润中若干巴仙拨入“人民宏愿基金”之类的机构里，充当提升中小企业生产力之用。去年，国油收益345亿令吉（已扣除国家股息200多亿令吉），10%就有34亿令吉，若将所有GLC企业（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的献金合起来，数目就大了，大有可为。其次，那些抄捷径，图眼前利益的舞弊营私者，是害群之马，则坚决铲除之。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开源节流”，双管齐下政策。

至于“副产物” －－神权，神权往往与族权交叉使用和相辅相成，是造成巫统“长胜军”的主要根源。世界历史表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承认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原则上否定政教合一，因为它侵蚀人权，是妨碍提高生产力的思想桎梏和行为桎梏，并且是官僚政权分裂人民团结的工具。

另一方面，在一小撮特权阶级之外是数量最多的广大各阶层人民大众，从中产阶级、中小企业者到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和城乡弱势社群。他们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构成生产线上有生产力量的主体。对这个广大社群的政策是致力于扩大和提升生产力，与“社会化”特权阶级的生产关系刚好相反。就是说，首先跳出民族歧见的局限，在广泛范围内调整人民大众与特权阶级之间的巨大鸿沟，其次，协调人民大众内各阶层之间的利益，以促进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致力于解放思想，消除束缚性的族权、神权的桎梏。人民一旦摆脱了束缚，不受特权阶级散播的“民族论”影响，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就成为实现团结的多元的马来西亚国家的主要力量，是民主主义的主力，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概括地说，我国当前急需的是社会化，分别实施于两种不同的情况：对特权阶级致力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不是一般地没收私有财产，而是施加社会责任，限制恶性膨胀；对广大人民群众则是使其生产力和思想社会化，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改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达到不断地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