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时代】

近期国会会议中，朝野议员联手通过由政府提出的《2017年性侵孩童罪行法案》，为儿童性侵罪案提出更详细的定义与罚则。呈上法案期间，国会议员沙布丁在发言时提出“先姦后婚”论，旋即成为新闻焦点，非政府组织与反对党齐声讨伐，事件也登上国际媒体的版面。

惊人言论总能吸引大众的目光，相对于新法《2017年性侵孩童罪行法令》（以下简称性侵孩童法）的内容，在朝野一致通过的情况下，却缺乏讨论与关注。

这份新出台的法令，相对于原有的《刑事法典》第375条强姦罪与《2016年儿童法令（修订）》，进步性在哪里？法案是否就如首相纳吉所言的“能全面地解决性侵孩童的罪行”？法律能解决什么问题？局限又在哪里？

性侵惩戒范围扩大

我在槟城威省的妇女觉醒中心，与资深的辅导员黄细娣谈起，她也认为新法令有其作用：“法令能尽快阻止和避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预防事情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妇女觉醒中心处理的个案通常是透过医院一站式危机中心转介，由于个案已到医院，情况都涉及性侵而造成身体伤害，或者是年龄较轻的孩子。

“我们其中一个个案是一个7岁小学生，父母都要上班，于是把三个孩子交托给朋友照顾。这个照顾者就向其中一个较文静的孩子下手，强姦致下体受伤，后来事情被孩子的姐姐揭发。这位照顾者最后被判监禁10年和鞭笞。”

“强姦的案件，或具有比较明显的证据，就能比较大机会定罪，但是性侵的具体情况有非常多种，我们接触过一些案例是发色情影片、私处照片给小孩，也有父亲在女儿已经十多岁后，仍然坚持每晚抱着她睡觉。”

根据原有的法律，这些情况难以定罪，但在《性侵孩童法》合共26项条文中，明确列明：展示色情物品和性器官、作出带性意图的谈话与动作、生产或持有与儿童色情物品等行为，皆属违法，刑罚最高为判监30年及鞭笞。

少年犯的量刑加重

除了成人侵害儿童个案以外，妇女觉醒中心也发现有不少是青少年个案。

“最近收到的查询与求助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是‘受害人’与‘加害者’同为青少年，有自愿也有强逼；有加害者甚至只有13岁。”

在刑法中，18岁以下的罪犯为少年犯，他们的量刑与成人并不一样，他们一般会被判到感化院，而非一般监狱，监禁年期也相对较短。

但是，新的《性侵孩童法》，打破轻判少年犯的惯常做法。即使是初犯或未成年者，都会面对如成年犯的严惩，没有例外。加害者中有未成年的人，他们可能对性好奇、心智不成熟、甚至可能也曾为性侵的受害者，以至他们终成为加害的一方。

支持者普遍认为新修法的进步之处，在于法例扩大了性侵的定义，并附以更强的罚则。立法者在新法上加强罚则，乃相信性侵问题难以解决，是基于惩罚不够；只要提高惩罚，问题就会得以缓解。

但是，现实的情况要複杂得多。首先，性侵案的定罪率极低。在2012年1月至2016年7月间，合共有1万2987件儿童性侵案件，但只有2189件遭起诉，而真正定罪的仅140件，占案件总数不到1%。

性侵案件的发生多在隐蔽的情况，难有第三方证人，加上事情有否曝光、会否进入司法程序，很大程度取决父母的态度。再加上，警方在搜证调查时，是否有足够的专业训练，也大大影响到口供的品质和定罪的成功率。

缺乏教育衍生禁忌

也有的情况是，孩子根本不知道、不确定这是否属于性侵。在讨论《性侵孩童法案》期间，就有某国会议员的儿子表示，他童年时代曾被陌生人鸡姦，当时他只有6岁，不知道那是这样的一回事，当然也就没有报警、没有告诉大人；直到12岁那年，看电影《追风筝的孩子》内有相关的剧情，才意识到小时候被强暴。

这样的例子证明性教育的缺乏，加上社会普遍对性的恐惧与禁忌，儿童对性侵害问题无从谈起，而单靠一套只强调惩罚的法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参考台湾对儿童性侵害的防治法律，便把预防、治疗更生、受害人的保护等概念同时放进法律中，对问题的回应也更为全面。例如，法律要求自小学起每年须设有性侵害防治教育课程、加害人除了受到惩罚以外，同时需接受心理辅导及治疗；公部门如医院、警局、学校等职员需要接受相关的训练等。

司法只是冰山一角

司法处理的是正义的问题：寻找事情的真相，惩罚施暴者，还事主一个公道。但关于儿童性侵，法律处理都是后话，如何预防、如何避免、如何阻止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才能免却难以挽救的伤害。

黄细娣向我分享一些正在辅导的个案，她说起一个被姦成孕的女孩时感到惋惜：“她的一生就此毁了，性侵的阴影难以挥去。”

如果法律只谈惩罚，即使最终将施暴者绳之于法，没有处理受害者的伤害、没有以此为鉴，避免悲剧的重複、没有突破社会对性侵的羞耻的眼光，正义也不算整全。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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