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下课钟声一响，学生开步离开回家，课室很快就空无一人。此时，凯蒂（化名）拿着水桶及拖把等清洁工具，在一阵喧闹的走廊上踽踽而行，到各个课室扫地及抹地。

蓦地，天空传来阴沉雷声，她放下拖把跑下楼去查看沟渠。确保沟渠排水系统没问题后，她再爬回二楼继续抹地，希望尽快完成一整排的课室清洁。

凯蒂很喜欢种花，校园里有个美丽花圃，每天清早抵达校园后，她会先修剪及照料花草。像盘子一样大的向日葵与五颜六色的九重葛，点缀了校园景观。

除了这些工作，凯蒂还得洗厕所、收拾教师办公室、为课室开锁及上锁等，偶尔也得在校门口站岗，确保学生安全放学。

这些校园守护者总是在学生看不见的地方出现，默默在一角工作，为学生打造一个舒适和安全的求学环境。

不过，繁重的校园日常工作，只能给凯蒂换回1000令吉的月薪——公定的最低薪金水平，若再扣除公积金与社险，凯蒂实际拿到的，就只有区区900多令吉。

虽在政府学校工作，但凯蒂并非公务员，而是人力外包公司（contractor）所派驻在学校的合约工人——这类工人既无法享有公务员的优渥福利，更往往要面对人力外包公司的无情剥削。

学校或教育部直接聘雇校工已是陈年往事。现今，校园所有保安与清洁工作都会发包给人力外包公司，后者取得合约后，将为所负责的学校派驻校工。

不同于过往，这些校工与教育部/校方之间多了如今一层中间人，使得管理更加复杂，也引来一箩筐问题，尤其欠薪的糊涂账。

而外包公司一般上会以合约（contract）方式雇人，为期2或3年。约满后，员工寻求续聘时，经常沦为刀板上的鱼肉。

2015年5月至12月，霹雳怡保7所小学及国中约24名清洁工就因外包公司Time Medi破产，被拖欠7至8个月薪水，至今仍石沉大海，而凯蒂正是其中一名受害人。

奔波追薪两年无结果

今年4月某天，凯蒂忙完手上的工作后在校外接受《当今大马》访问，叙述人力外包制度如何戕害劳工的生计和福利。

访问伊始，凯蒂无奈地反问记者：“若你工作了足足8个月都没拿到一分钱薪水，你会怎么办？你能怎么过活？”

凯蒂在上述学校工作已9年。之前，Time Medi于2015年5月起终止发薪，尽管当时听闻它已破产，但由于情况不明朗，教育部也未出面厘清，因此凯蒂只能忧心忡忡地继续工作。

直至2016年1月，教育部突然撤换外包公司，虽然凯蒂获新公司聘雇，但追讨前东家欠下的8个月，总数至少7200令吉的薪水却变成“不可能的任务”。

Time Medi当时承包怡保7所小学和国中的清洁工作。它陷入财务危机后，分别拖欠凯蒂与其他24名清洁工7至8个月的薪水。

凯蒂等受害者曾在政府合约员工阵线（Jaringan Pekerja Kontrak Kerajaan）及社会主义党的协助下，多次从怡保远赴布城教育部抗议，追讨薪水，也曾向劳工局申诉，惟事情仍一筹莫展。

至五一劳动节的今天，问题已告延宕两年了。

凯蒂因此质疑教育部推卸责任，把问题丢给外包公司，置学校的清洁工人不顾。

回忆没薪日子只有苦

除了欠薪，凯蒂也控诉Time Medi私吞他们的公积金与社险金，只会从薪水扣除，却不曾真正上缴当局。

“Time Medi当时和我们签的工作合约是3年，一开始就没有为我们缴公积金与社险，到了2015年5月起，更没给我们薪水。”

忆述那段无薪日子，留在凯蒂脑海里的画面是，她无法给孩子补习费，无法缴付租金及水电费，以致家里一度被断电。

“当时我的屋租每月120令吉，我没钱给，他们（房东）前来吵吵闹闹，切断电源。两个读中学的孩子需要补习，我也拿不出钱来。”

凯蒂丈夫以卖莲花维生，每月只赚几百令吉微薄收入，她说，单靠丈夫一人根本不足承担全家开销。

所幸，学校的师长获悉后伸出援手，其中家协每月给凯蒂等清洁工发放300令吉援助，才让她得以熬过那段断炊的日子。

“300令吉让我得以缴房租，但余额还不够一家开饭，所以我还得再到处向朋友借钱。”

即便如此，凯蒂没有像一些同事那样相继离职，她选择留下，虽然怨恨外包公司，但她更珍惜老师及校长的厚爱。她也庆幸，接手的新外包公司安稳无虞。

“我很喜欢在这间学校工作，校长及老师都对我们很好，再说我已51岁了，很难找到新工作。”

招标有漏洞易生弊端

一名教育工作者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直言，人力外包制度剥削工人。

他说，这个制度导致欠薪或拖薪问题频传，校工更无法享有最基本不过的福利，如加班费或有薪病假。

这名要求匿名的教育工作者也说明，人力外包制的操作方式，以及其种种弊病。

“政府会先招标，很多外包公司就会来每间学校考察，之后下标，看哪间公司拿到，一份合约一般上涵盖逾过10间学校。”

他进一步表示，从结果看来，招标程序似乎有漏洞，例如部分得标的人力公司背景可疑，设于吉隆坡或柔佛，却能拿到为北马学校清洁的政府合约。

这名资深教育工作者也点出，一些公司或会把得手的政府合约再外包（sub）给他人，在这种多层外包下，弊端更是容易孽生肆虐。

“例如一间学校一年的清洁工人政府合约就价值几十万令吉，拿到这个政府合约的公司会把合约转包给其他公司，比如给这家公司50万（合约），（接着）那家公司40万（合约），接着那些公司又外包给其他公司做……”

“所以到某个程度，一旦有任何公司管理不当或面对财务问题或倒闭，最终受害的是清洁工人没法拿到薪水。”

不容易制约外包公司

另外，一名不愿具名的校长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说明人力外包制的管理方式，以及鞭长莫及的困难。

他指出，外包公司由教育部委任，所以其“老板”是教育部，校方没有太多权力来制约之，唯一有的，就是提呈教育局的月度报告。

这名校长说明，根据程序，校长给教育局呈递月报后，教育部才会发钱给外包公司，接着外包公司再发薪给校工。

月报内容涵盖外包公司的表现，包括是否有欠薪或按时发薪，报告也会说明驻校校工的表现。

他指，一旦校长呈报外包公司欠薪或出问题，教育部理应立刻停止付款或撤换公司，进而保障校工的薪水和权益。惟执行却经常不如人意，以致爆发Time Medi欠薪7、8个月的严重问题。

这名校长以自己处理过的欠薪案例指出，Time Medi事件令人费解且不应该发生（注1）。

他说明，其学校保安就曾遇上欠薪2个月的问题，但经过他的介入，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当时那间外包公司的主管（penyelia）没发薪，我打电话去那间公司准备投诉，接电话者却说那是家庭号码没这个人，所以有时外包公司会提供假资料，导致校长要投诉也很麻烦，找不到主要负责人。”

“后来那外包公司说是该名主管搞鬼，但由于太多学校投诉它，教育部便撤换之。所以一般上，最多也只是欠几个月薪水，不可能欠达7或8个月。”

这名校长也点出，外包公司得标后需要给教育部缴付抵押金，因此这些钱也理应可以权充薪水。

投诉新东家而丢工作

为了讨回公道和总计逾15万令吉欠薪，包括凯蒂在内的Time Medi受害者曾辗转各个教育单位投诉，包括霹雳近打北县教育局（PPD Kinta Utara）、霹雳州教育局（JPN Perak）及布城教育部采购和资产管理局（Bahagian Perolehan dan Pengurusan Aset）。

他们甚至在去年9月拉队到位于布城的教育部总部陈情（注2）。

清洁工卡嘉（化名）也是布城陈情的参与者之一，Time Med拖欠她7个月的薪水，但除了破财，卡嘉命运更加坎坷，因为接手的新外包公司把她给革职了。

她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透露，她在投诉新外包公司迟缴公积金后，就遭到对方的秋后算账。

目前，卡嘉已转到另一所学校当清洁工。

“到布城投诉Time Medi案后，我变得更勇敢了，所以当新外包公司迟缴公积金，我便投诉他们，结果丢职。”

说到这里，卡嘉放声一笑，她庆幸Time Medi案让她学会勇敢发声，但很快的，她的笑容就转为苦涩的懊丧。

“我几次到布城示威，媒体采访我，拍我的照片，但至今我们都没拿回薪水，两年了，其实我们蛮失望的。”

雇佣关系复杂投诉吃力

在凯蒂与卡嘉讨公道的路上，拉妮（Rani Rasiah）一直陪伴着他们——她是“政府合约员工阵线”创办人兼社会主义党中委。

拉妮点出，一旦外包公司出问题，校工往往沦为“被踢来踢去足球”，而面对求助无门的窘境。

首先，从技术而言，正式雇佣关系仅存在于校工与外包公司之间，或后者出问题，校工不能直接向教育部投诉，反之必须到劳工局投诉。

拉妮进一步指出，即便投诉成功，劳工局只能发出指示（perintah），若雇主不遵从，基于劳工局没有执法权，因此案件唯有再带上民事法庭寻求解决，旷日费时且难有结果。

拉妮认为，纠纷出现后，教育部不应撒手不管，毕竟这些工人确实是为政府学校服务。（注3）

事实上，校工遭人力外包公司欠薪事件时有所闻，去年6月，吉隆坡3所国中的13名学校清洁工就到布城教育部抗议，追讨两个月的欠薪。

2015年12月，乌鲁冷岳10所学校的保安到布城人力资源部申诉欠薪问题；去年4月，亚罗士打吉华国民型（S）小学的保安不满公司欠薪近4个月而罢工，导致数百名学生一早到校上课时，发现校门深锁，被迫枯等近半小时。

公司破产使问题更难解

拉妮（见图）指出，就Time Medi案，公司宣告破产的情况，使得校工追薪更难上加难，因为又卷入了另一个政府单位——破产局。

拉妮表示，教育部曾在国会解释，该部最后一次发钱给Time Medi是于2015年5月，因此她相信教育部未发出6月至12月的钱，但当他们进一步询问时，教育部却说已把所有钱交给破产局处理，因而促校工找破产局协商。

“根据国会答复，教育部于2015年4月23日曾发中止合约通告（Notis Tujuan Penamatan Kontrak）给Time Medi、5月之后不再发钱给Time Medi、Time Medi于7月29日宣告破产、教育部于11月1日正式中止Time Medi的合约。”

“但破产局告诉我们，他们只处理Time Medi破产前的财务，即到7月底前的财务，为何教育部称所有钱已交给破产局？何况教育部于11月1日中止Time Medi合约，并于2016年1月1日开始聘雇新公司，那11月及12月的钱又去了哪？”

拉妮认为，不管间中发生什么事，教育部应设立一个基金（tabung），清还校工们被拖欠的薪水。

《当今大马》已通过电邮联络教育部采购和资产管理局，目前正等待回应。

倡议回归直接聘雇制

访问过程，拉妮多次敦促政府废除人力外包制度，改为直接聘雇学校清洁工与保安，让他们成为固定员工（permenant worker）。

她胪列人力外包制度或存在的不公，包括没有工作保障（随时遭调职或丢职）、没起薪、不达最低薪金、迟付薪、没加班费、没缴付公积金及社险、无法享有公务员福利等。

“我们曾接获案例，有清洁工因投诉外包公司没付公积金及社险而被革职；我们也曾处理案例，吉隆坡一间学校的保安因向劳工局投诉未得最低薪金，而被外包公司（恶意）调至吉兰丹，这些保安员最后因不想离乡背井而无奈辞职。”

“不若公务员，这些清洁工及保安没有调薪机会，即使每3年更新合约，但薪水一般仍维持最低薪金1000令吉。”

“政府滥用合约性质，清洁工及保安本来就是固定职位，学校一直都需要这些员工，为何要让他们成为外包公司的合约员工，而非固定公务员？”

根据拉妮了解，政府人力外包制的毒害还不仅限校园，政府医院采用之，她的伙伴就曾处理多宗投诉。

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凯蒂和卡嘉用汗水和劳力，为国家未来栋梁打造美好的学习环境，却未料到，换回的却是层层剥削，包括不稳定的薪水和少得可怜的福利。吃人的雇佣制度拉下政府“以民为本”的面具，曝露“资产阶级委员会”的真面目。

校工们守护了孩子的未来，但谁又来守护他们呢？家长把孩子送学，无非期盼下一代能编织美好的未来生活，但，若对校园甚至整体社会的剥削关系视而不见，此无疑缘木求鱼。

 

注释

1. 根据这名校长，若月报挑起Time Medi欠薪的课题，教育部理应立即停止发钱给Time Medi，所以清洁工的薪水理应还在教育部那里。

“但相关学校的清洁工到布城教育部申诉也拿不回被拖欠的薪水，这是为何？那笔钱（薪水）应该还在教育部，当教育部看到那些学校的报告写（Time Medi）倒闭了，没理由还会给Time Medi钱？”

“若教育部没给Time Medi钱，那笔钱应该还在政府那边对不对？所以当他们（清洁工人）去布城教育部申诉时，教育部应把那笔钱拿出来给他们。”

2. “政府合约员工阵线”创办人兼社会主义党中委拉妮透露，Time Medi于2015年5月停止发薪时，共有51名清洁工人受害，之后一些人相继停职，但有24人留下继续工作至年底12月，他们个别被欠薪7至8个月。

若以一人被欠薪（7个月x900令吉）6300令吉来算，总额就约15万1200令吉，这还不包括其他赔偿，如之前未付满最低薪金和其他人的停职赔偿。

3. 就Time Medi案，拉妮说，其中有15名校工曾向劳工局投诉，教育部最终通过劳工局付给这15名员工每人微不足道的1000令吉，但这远不足补偿他们应得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