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信札】

曾获颁花踪文学奖的作家陈映真在北京逝世，但在马华文化界，文青个人纵有澹澹缅怀，文坛却是一派波澜不兴，会有如此境况绝非偶然，而和陈的写作文风特质相关。在台的文学同行黄锦树看得透彻，归根就底是陈映真对马华小说没有什么影响。

对现实主义派的马华作家来说，陈映真文风却过于现代主义，所以只能归类为台湾的作家，由此“台湾=民国=蒋帮，大概也就不屑一顾了。”（黄锦树〈真正的文学感觉〉）。而对马华的现代主义作者群来说，陈映真富含现代主义技巧的现实主义小说虽不致不好看，但说要引起美学上的模彷兴趣就较难。

可陈映真之离世，却值得为之写篇悼念文，这不仅是因为陈映真的小说，以现实主义标准为衡量，几乎可说是现存的华文小说家中，除中国大陆作家以外写得最好的少数几个作者之一。

身份立场妨碍文学欣赏

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陈映真的作品，已处在最容易被学院派当作社会文本解读的危机中，例如赵刚等人的解读，俨然构成一套“陈映真学”。一旦如此，我们读他作品的乐趣将遭到大大限缩，而经常会不得不纠缠于作者身平及其公共身分这类非关作品的问题，一如卡夫卡的小说变为“卡夫卡学”一般。（见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之〈圣加尔达被阉割的阴影〉一章)。

这也是由于陈的写作预设鲜明的政治左派与中国统一价值立场，加之才气外显过于张扬，这样既带来许多争议，同时也将让逝者遗留在身后的作品，陷入容易遭扒遭粪式重新解读和扭曲的位置。

这并非是幻想出来的危机，陈映真生前就曾回绝捐手稿、文物给台湾文学馆，显见其中或有这类顾忌，更别说眼前就已有老左统作家杨逵的前车之鉴可资参考。杨逵的长孙女杨翠在其祖父逝世后，就暗示杨逵晚年已转变为左独立场。

虽然我不若左统者对杨翠那样不谅解，也不认为杨翠完全就是曲解杨逵，毕竟杨逵晚年确实对中国共产党已颇有微词，而在台湾文学界爆发“中国结、台湾结”辩论中，较陈映真等其他左统派更为理解同情叶石涛高举台湾人意识的“本土文学”提法；然而，杨逵不同意詹宏志等提出台湾文学是“边疆文学”的论断，另用“草根文学”概念来相抗衡，而不用“本土文学”概念，或许也是委婉地表达继续站稳左派立场，也没要放弃早年的和平统一主张。

事实上，无论左派右派、统派独派、文青愤青，早在陈映真仍在生的中风后，就已争相尝试要启动“陈映真学”，说穿了就是至少好辩的陈映真本人，并不容易在病榻中时时为文回应种种不一的诠释。

小说才是陈的写作原点

话说回头，陈映真自投入写作以来，一生努力不懈，除在坐国民党政府政治牢期间有所中辍，他可是写到病倒而歇，期间小说、评论、报导文学无不涉猎，也在各个领域都有极大影响力。

在70年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文学”论战中，陈映真便是乡土派的头号写手；而1985年他创办《人间》杂志，更是立下台湾报导文学的标竿，各类弱势议题，从劳工、环保、弱势族群、乃至爱滋病、未婚同居、居住正义等社会议题，无一不领先报导，甚至鼓励《人间》同仁参与抗争与组织，可算是台湾政治狂飙年代前夕的社运前导号角。

然而，在这些文字作品里，小说仍是陈映真最为吸引人的文类，一则当然是因为这是他最爱的创作方式，此外还在于，小说是他写作的原点，所以作品背后呈现的社会与政治图像更为复杂宽广。

例如看陈映真早期那些受现代主义影响甚深的小说，就应该要稍微放鬆心情，以免被那个苦闷的乡镇所惑，而陷入过于忧郁的情绪。这并非说他早期的小说没有政治，例如〈乡村的教师〉里主角吴锦翔改革理想的幻灭，就来自于发生没明说的228事件与国共内战；只是在国府暴政猖獗的当其时，他的政治立场仍保暧昧，无法言说。

就算60年代中期，他的风格从现代主义开始转变为现实主义，其阶级视角已成，但左派的凿痕还不至于过深，例如〈将军族〉里那令人唏嘘，艰苦人的恋情。直至陈映真成了政治犯，被国民党抓起来关而停笔，而后70年代出狱复出时，其小说写作才正式旗帜鲜明地与政治联系起来。

诸如“华盛顿大楼”系列中对美日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毫无修饰的批评，还大大地影响小说的阅读感。还好其后在有关政治犯的系列小说，陈映真重拾其忧郁温暖的笔调，也让〈山路〉等几个中篇好看了起来。

从憧憬到实际政治行动

当然，从这时期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出狱中生涯对陈映真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大。不若早期的人物，纵有理想却被残酷现实消弭殆尽而终归溃散。

在〈山路〉中，无论有志青年颓靡多久，总有觉醒的一日，继续的“硬朗地战斗去”，显见在狱中与老政治犯的相识，以及与30年代台湾左派精神的连接，让陈映真从对社会主义的憧憬，转变到想推动社会主义式的政治改革。

不过陈映真似乎也敏锐地描绘出，资本主义体系日渐完备，台湾社会的人心也日益“家畜化”，例如〈赵南栋〉里政治犯赵庆云的儿子赵尔平那般的汲汲营营于商界。

而更严肃的是，年轻一代与老左间的代沟问题，也被凸显出来，无论是〈山路〉里的李国木是在老辈去世之后，才开启那迟到的沟通，还是〈赵南栋〉里赵庆云的另一个儿子赵南栋，因无力跟父亲沟通而耽溺于享乐，以至连父亲的最后一面也见不上。

或许正因如此，自〈赵南栋〉后，陈映真十馀年没发表小说，而是写评论，办政论杂志、组党(先后两个，先是工党，后工党分裂另组劳动党)、筹组中国统一联盟，他似乎想透过更直接的行动方式，介入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政改。

尔后重拾小说家之笔，虽然陈映真左派视角仍在，但小说的主视角已转为更为强调国家认同，亦既偏向左统的统一视角，尤其是〈归乡〉中，陈借由台籍中国兵返台探亲遭遇，以双认同的方式，带出最终仍想回归中国的政治主张，就和他平素强调的自己是七代之前从福建安溪县移居来台的台湾人论调一致。而这一转变是否出自其社会主义统派事业进展缓慢，而台湾却在此时出现政党轮替的原因，则不是外人轻易能了解的。

批判解读笔下人物情节

无论如何，正因陈映真的小说构思，常常会预设用来宣扬其所信仰的左统立场，可以说已将小说当成一种政治志业，所以我们常常能在他中后期的小说里，发现民族、阶级、政党、日常生活与人性这几个因素，会随着情节而互有冲突拉扯，而不可讳言的，这也是陈映真小说好看的地方，因为当故事挣扎于这几个因素间，才会出现有足够戏剧张力的段落，吸引读者追看下去。

另一个重点则是，当我们确信，作者是将写小说作为一种政治志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看小说的同时，仍要带着一定的“批判”眼光，去看待作者笔下的人物、情节与命运，并在与作品对话的过程中，与作者展开一场思辨之对抗。

无论你喜欢或讨厌陈映真，死者已矣，你看他“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位大将军呢！”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