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读立自主

强制垃圾分类政策一出，人们诚惶诚恐后又未见进一步落实的迹象。

在这个乱扔垃圾基本上不会受到对付的国度里，需要有更强的公民教育，告诉大众监督掌权者，完善权力制衡的重要性，才能让整个社会得以往更健全的方向发展。这种现实与愿景严重悖反的情况，当中看似无从调和的张力，却可以折射出我国始终难以完成政治转型的症结所在。

对现有执政当局而言，只要这个国家还未被如山堆积的垃圾掩盖，垃圾处理的课题，都可以被无限期延后。差不多每一年，不时都会传出首都市政局扬言要率先推行垃圾分类措施，但最后总是以在不同地区增设了一些垃圾分类箱结束。对这个重复出现的现象加以推敲，就不难理解背后更为深层而有趣的原因。

加强教育与严厉执法

要有效落实垃圾分类政策，离不开加强教育宣传以及严厉执法两个途径，才能确保政策获得贯彻。先说教育宣传一法，碍于国内独尊国语，旁及英文的铁律，政府即便在宣传公共政策之际，也不会以宣传对象的接受度为首要考量，自然就不用期待宣传的力度，足以走入群众了。

另外，再加上落伍无趣的宣传方式，只有一些还观赏国营电视说教式广告的观众，或那些还在求学阶段的中小学生，可能还会在上道德教育课时，接触到一些跟垃圾分类相关的讯息。除此之外，很难想像一般人会留意到跟垃圾处理相关的资讯。类似的情况没有改变，就期待人们会产生出爱护环境的自觉，当然是痴人说梦了。

说到严厉执法难以展开，就更加能够说明民主体制残缺衍生出来的特殊问题。首先看看执政当局越趋臃肿庞大的官僚团队，就很难想像这些纯粹涉及公众长远利益，不见得有“利”可图的政令，如何可以有效地下达至各部门。更遑论得以获得紧密配合，以完成这个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庞大计划。

犯规代价不高无阻吓

需知道，在我国即便是违例泊车受罚，人们依然还是有办法找到门路，获得某种程度的“宽容”。对大部分人言，情况更为轻微的乱扔垃圾，要如何确保犯规者会获得重罚，就更加难以想像了。只要犯规后的代价不高，阻吓作用就不会太大，最终无法规范人们积极配合垃圾分类措施。

更重要的是，严厉执法对付乱扔垃圾者、或那些没有遵守垃圾分类要求的人，很容易招来及时的民怨，吃力不讨好。对于弊案缠身、长期依靠严控舆论以延续执政的政府而言，当要推动涉及全民配合的政策时，其号召就会面对欠缺正当性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乱扔垃圾的行为，甚至是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分类垃圾的习惯，因此一旦大规模执法，人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变得不再像以往般方便，有更多恼人的规矩要遵守，会否因此间接地刺激人​​们埋怨政府选择性执法，更从而意外地团结起所有人，把焦点对准在政府的各种弊案身上？这种局面，自然是所有专制政府最忌讳的结果。

给予宽待以免惹反弹

因此，对于所有其身不正的专制政府来说，最不可接受的就是批评政府的异议声音，其他罪行其实都是次要。甚至，政府还可以视情况给予某程度的宽待，免得惹来激烈的反弹，难以控制局面。

总而言之，活在民主体制不健全的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时会在一些扭曲的情况下，获得一定程度的便利。试想想，现今的中共的政府，如何擅长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来统治中国，就可以明白国阵政府的行为逻辑了。

或许，对很多人而言，之所以会对政府领导涉及贪腐事件看不过眼，不见得必然是出于对某种道德原则的坚持，也可以只是情绪上的不满导致的。一旦政府在那些涉及大众日常作息的事情上认真起来，加强执行效率，可能又会有不少人会感觉不适应。

久而久之，政府与民众之间逐渐磨合出一套得过且过的共存方式，我不记你小过，你也不要真的追究我的大错。最后，当然就只剩下那些对待事情依旧认真的人，独自痛苦。

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