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些在野党领袖在美国司法部踢爆一马公司丑闻后，挑战首相纳吉解散国会，但时评人林宏祥认为，在野党之间应先在当前的局限下，谈出对彼此有利的共存方案，否则不仅无法推翻首相纳吉，恐怕连原有的议席和民主空间都难保。

“随着美国司法部揭露更大的丑闻，如今开始有人挑战纳吉解散国会，说让我们在选举决战。”

“但我觉得，如果去想一想，现在选举的话，你认为纳吉会倒（台）吗？”

能否保住原有席位？

林宏祥分析说，经历过砂拉越州选和两场补选，成绩显示，只要伊斯兰党在某个关键的选区出现，就足以坏了希望联盟和反对党的好事。

“在一个不公平的选举制度里，反对党每票必争。你说，伊斯兰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他不可能赢，但是可以拿掉你几十巴仙的马来票，然后你怎么办？最后，整个民意和选举结果，变成仿佛是在肯定纳吉的领导。”

“这是反对党要面对的。现在，我们进入分分钟钟可能解散国会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下，反对党要思考，若现在就进入选举状况，他们要如何确保有赢面？或者，至少保住原有的议席和当下的民主空间，不让其变得更狭隘？”

曾任《独立新闻在綫》马来版主编的林宏祥是昨晚在槟州大会堂二楼，出席北马理华同学会与大将出版社联办的《马来西亚大崩坏》新书推介礼暨讲座时，向近30名出席者分析反对党的困境和出路。

另两名主讲人为自由撰稿人刘嘉美和前人民之声执行长叶瑞生，后者也是作者之一。《马来西亚大崩坏》是由林宏祥著手编辑，书里共有9位著名评论人点评与剖析崩坏的国家制度。

阻国阵收缩民主空间

林宏祥提醒，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即将在8月1日生效，接下来尚有一连串控制网络的法律，意味我国对公民的管制会越来越紧。因此，反对党若无法撑开更大的空间，至少要保住现有的状况。

“反对党要重新思考，目前的合作模式。对于伊斯兰党，你可以说哈迪阿旺被收编。但我们要从整体思考，你要如何捍卫现有的空间，理性地跟反对党之间处理掉一些矛盾。比如你跟邻居吵架，但你没钱搬家。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如何确保即使吵架，也不要阻碍彼此。不可能说，设路障阻止朝往邻居家的汽车通行，并挑战对方敢的话也这样做。”

“选举时，你行动党还是需伊党支持者的选票，而伊党也需行动党和公正党的选票。所以，要灵活和理性地处理。反对党吵架很正常，因为有利益的矛盾和无法解决的分歧，但如何在这个局限和条件里，谈出对大家有利的局面，让国阵不至于通过三角战坐享渔翁之利，最后重夺雪州政权和国会三分之二的优势。”

“今天，不是斗谁比较憎恨伊斯兰党，谁就更有原则。而是在大局下，如何不让国阵巩固政权、操控这个制度和压挤马来西亚的自由民主空间。“

不想动手又不信政党

刘嘉美说，近期常听到有人说，目前的政治氛围很“冷”，甚至已经回不去505的热情和局面。但她很好奇，现实是否真的如此。

“其实，从了解问题到鉴定出路的思考始终很跳跃，听了也未必会做。所以，中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想，首先我们要问，我们到底是否朝向同一个方向？我们要去哪里？接着很基本的，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是什么？然后，我们到底有什么角色？”

“每次当我们讨论时，完全没有“我”这个角色。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

她接着分享一个日本的民调说，有6成人抗拒街头运动，4成希望参与政治，另外那些不想参与政治的人之中，有7成的人是因为觉得没有用。不过，有趣和矛盾的是只有少数的人肯把政治交托给政治人物处理，而此民调结果也相当符合马来西亚的状况。

政党政治与人民脱节

刘嘉美分析，以上的矛盾的心态也许是因为当我们讨论政治时，一向来是指向政党的选举。但经历了很多选举，不代表民主意识和参与程度提高了。

根据她对砂州选举的观察，选举仿佛是复杂的数学题，就连槟州闪电选举的考量，很大程度也关乎能否赢得更多的席位。

“这些讨论有什么问题呢？对我而言，它变成一种很数学和策略性的讨论。当然要赢得比赛，这种讨论固然也很重要，但如果变为纯粹数学式的计算，最后到底我们要改朝换代的目标是什么？具体一点问，我们到底希望马来西亚是怎样的社会？似乎很不清楚，我们谈很多手段，但目标和方向不怎么清晰。”

她也点出，纳吉政权在505后对在野党议员秋后算账，但选民的反应似乎不强烈，背后原因可能是选民只以选民自居，而事不关己。但其实每个人的身份认同很复杂和多元，政治应该跟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唯如今政治的讨论和公共舆论却鲜少触及他们关注的课题。

民间可自创行动平台

至于民间，刘嘉美认为，是另一个极端。我们的社会处于低度组织和去政治化的状况，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但都是独立的人，面对问题时没有集体解决问题。即使大家都有本身的看法，但没有方法和平台发声，而变成沉默的多数。

“但要说大马缺乏社区组织和团体，其实不是。你看槟城，就有很多庙、福利团体、籍贯和宗亲会，我们有很多，但同时很政治化。一马公司丑闻爆发后，大家很生气但都在等。但，我们是否只能等净选盟和一两个组织去带动？若可以有不同的组织带动，起码可在我们范围内做一些事情。”

“我总觉得，愤怒是很强大的情绪，它需要出口。改朝换代失败后，有者认为，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很保守，很不激进和没有用，甚至觉得是友族的问题。反正，总之找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来解释我们不幸。找不到一个行动方向时，我们很容易有内部矛盾。”

“我越来越明白，为何当权者不给你反对的声音。为何他那么强硬？因为他清楚知道，他什么都不给，我们就要面对这个失败。你可以继续跟他斗下去，但多数人不会，我们就必须找失败的理由，但肯定不是我有责任的。肯定是别人的责任，可以是反对党，可以是非政府组织或任何人。”

别只让政党主导运动

叶瑞生认为，国阵打击反对党的行动很明显，即收窄我国的民主自由空间，包括明天将生效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导致我们的人权状况倒退到烈火莫熄运动之前。

但面对如此的局面，他说，我国的公民社会本身存有许多问题、弱点和挑战，比如类似净选盟的大型集会缺乏马来人参与，而动员马来群体的工作仍相当依赖反对党。

“如果净选盟5.0仍缺乏马来人的参与，则很容易在种族情绪高涨的状况下，被当权者和巫统的机会主义者转化为一个种族冲突的事件，尤其纳吉正狗急跳墙。”

因此，他认为，公民社会应反省和设法成为主体，拉近城乡的资讯鸿沟来改善马来族群的参与，而不是只交给政党去处理种族和宗教的课题，进而主导民主和改革运动。

可借镜他国成功例子

另一方面，叶瑞生指出，如果参考全球各地的民主运动，不难发现一些地方，如印尼和菲律宾的大型示威确实促成了民主转型；但一些中东国家，如埃及和利比亚却带来混乱的局面，可谓成败参半。

他说，根据一名研究民主运动的学者，抗争不能只是凭靠勇气和蛮冲，要有明确的方向与策略，包括鉴定何时入场和退场。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塞尔维亚，该国的学生运动的组织工作不局限于城市地区，也扩大至郊外，最终成功把独裁者米洛塞维奇逼下台。

“而且，他们获得体制内的支持，把公务员和军人对米洛塞维奇的支持力量切断，甚至有办法迫使反对党针对替代总统人选达致共识。”

针对出席者在问答环节询及武装斗争是否可行，他形容，有关手法为下下策。首先，武装斗争后未必能保证促成民主化。第二、在缺乏资源下，跟掌控充裕武器和国防装备的政府开战，获胜的几率很低。反观，利用道德制高点进行非暴力的抗争，能争取相对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