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文化行脚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 《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

首相纳吉弊案歹戏拖棚，腐败的体制将权力集中于顶点，结果坐在其上的就算是个阿斗，我们也无可奈何。民间的反对力量终究来到种族政治的瓶颈，反映种族问题依然是显著。“马来西亚人”分歧之大，依旧无法形成一个认同的命运共同体，对于谁是剥削者、谁是受难者仍众说纷纭、模糊不清。

如此躁动的年代，需要精英们将撕裂的社会拼凑在一起，以让“摩西”带领走出困境。 昔日专制者竟成为了当今摩西，虽啼笑皆非卻是无可奈何之举。

跨族群的隐忧：未属同一命运

“大爱派”与“华沙派”在讨论马来人及华人忧虑之时，反映了今昔的情况。传统论述将撕裂归咎于殖民统治者的分而治之，以至于出现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离状况。接下来的许多因素使得“一个马来亚”的共同体建构缓慢，不过经年累月还是逐渐形成一个有大概共同特征、经验的群体。

惟所谓的华人之担忧、马来人之担忧，或印度人之担忧，显现各族群的顾虑有所不同——虽已具“准共同体”的特征，卻还未认同属于同一命运，使得社会难以凝聚成一气。有者在患得患失之间将“兼爱并容”嘲讽成“鹌鹑大爱”，其实嘲讽者在指责别人的同时，也是指向自己。如此嘲讽，仅是逃避谈论马来西亚社会并无同一命运的认同。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马来西亚政治无法回避的课题，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斗争及建国历程，马来西亚的政治斗争是种族优先，而阶级次之。

因此，跨族群讨论显然是条理性的道路，也是突破高墙的必要手段。齐泽克（Slavoj Žižek）谈论拉康的《大开眼界》时，提到“我者”与“他者”之间“汝所何欲”的困惑之时，常常缺乏深刻思考，因而跨族群运动或会陷入幻灭。

幻想的剥削者：“汝所何欲？”

诚如吾友林嘉翰所言，“汝所何欲”是我们对他者慾望的猜测，也是种族主义的起点。但关于“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的答案卻总是不清楚的。非我族类的意图和欲望总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些什么东西。为了消除对“汝所何欲”的困惑，摆脱对这个问题产生的虚无感，于是乎，他们“想要我们的金钱”、“夺取我们的土地”、“挑战我们的保护政策”成了幻想出来的答案。

无怪乎，当保守派喊出“拯救马来人”、“华教救亡”、“保护神庙”之时，总得到一呼百应，之后再因陷于人事分歧导致运动懈怠不前。这周而复始的轮回发生，业根就是源于“汝所何欲”的猜疑。

诚如齐泽克所言，尝试介入他者的幻想，并意图填补幻想与现实（若真的有）的鸿沟，所遭遇的或是激烈甚至是暴力的反弹，因为这等同于消灭他者欲望的表述能力。“华人威胁论”作为建构马来民族主义的要素，也是建构当代种族政治以及将之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族群的理性对话无法消除偏见，就算是倚靠强大的论述与客观的阐述，亦未能说服种族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是以幻想的框架来旁观他者。因此刘蝶广场种族冲突事件里，不难理解就算出示了大量的证据如录影和人证，还是会酿成暴力事件。这是因为幻想支撑了真实，种族冲突不仅是因为利益，更是各自“想象”的冲突。

华人身份是马来西亚政治的中心议题，这是东南亚国家仅有的。由于过去二十年来马来人精英损民以自肥，马来社群内部的阶级冲突已经表面化。若非存在着华人威胁论，这些冲突必将变成马来西亚政治中的关键裂缝。吊诡的是，华人竟是延续现存政治结构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为了继续掩饰族群内部阶级冲突，马来精英以一种狭隘的方式，除了巩固马来人在国家机制的决定性角色，如军警等保安机构皆是马来人为主，也加强国家安全机制，如颁布国安会法等，延缓了马来西亚真正公民社会的到来。

想象的自我：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我者“幻想”/“想象”的，不只是他者谜一般的行为与困惑，还在于创建出共同体的身份。无论是他者或我者的身份特征、认同或有先天的生理辨别，要将某一群体巩固为民族或种族的共同体，必定是从文化上的想象，以及制度化的执行。

诚如已故学者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见图）所言，民族之根在于比较。民族与种族是欧洲海上大发现时期，对于初见他者特征的观察与归类。当宗主国仍未在殖民地建立官僚制度前， 这类观察与归类不足以使得“他者”意识此一身份， 就如中国人/华人身份在中国鸦片战争前只存在于西方人的意识。例如，闽南人不会意识到自己和湖南、四川人是同一血缘、文化群体，甚至是同一命运的共同体。

据安德森在其《比较的灵魂：民族主义、东南亚和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所考，东南亚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建构，乃根基于殖民地宗主的统治政策，而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被想象，还必须有同一共享的特征与产物：语言、出版物或是宗教。

种族观察与归类原本是松弛的。当官僚机构的出现，因应发展和管治开始“科学化”的采集和归类种族，再作为调控社会、系统化剥削的资料，甚至是巩固执政的手段。东南亚早期殖民者荷兰与英国，在十五、十六世纪东来之时，原是以海上商人的身份出现。然而殖民者渐在不同地区确立官僚体制，也同时带来剥削，使得被殖民者意识到“我者”与剥削者“他者”的分别。民族主义的兴起，是相对于殖民者的官僚体制应运而生。

再以华人身份为例，东南亚华人在1890年代才意识到，欧洲人自17世纪就已认定他们是“华人”。因此翻阅16世纪和17世纪初叶荷兰东印度公司（VOC） 的记录，可以发现当荷兰人“意识到”华人的身份之后，就拟定专属的法律、居住区等。即使这些华人中，有些不认得汉字，说的是不同的方言。在马来半岛，华人群体的数量使其民族诉求无法被忽视。因此，当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以致“唤醒”海外华人身份认同之时，华校大量涌现更是扩散、凝聚了华人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吊诡的是，统治者的管治与镇压力度越大，反而起了共振作用，致使民族主义声势越大。 然而，也是两者的对立巩固了资本主义下民族主义者所遭遇的系统性暴力。即使民族主义者战胜归来，但资本主义的运行依然如故，甚至在民族企业的庇佑下扩展得更快，剥削的情况更为严重。

终结破坏： 告别形而下

故此，要摆脱困境，似乎要超越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转而谈论社会正义，甚至是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建立起社会主义。但是，以中国、越南、朝鲜、印度为例，就算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依然还是会走向追逐生产力、剥削劳动力来实现物质财富的不归路。

当代的情况是政府与资本家共谋，在国家范围内剥削劳动力、摧毁自然，甚至劫持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加速资本的破坏力。惟目前的公民社会开展，仅能延缓破坏，卻无法阻止人们与自然遭资本侵略的厄运。以实言之，想象与思想建构了真实的体制与社会，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是形而下和唯物论所垄断的思维空间。

因此，我们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在伤害这个世界；结果，我们竟然会是自己的终结者。

跨种族的讨论，不应局限于物质生活的博弈，或是对一个马来西亚空洞的建构；反之，更应该是思想上相互交际和撞击，挣脱唯物主义对思想的垄断，开发关于超验的讨论，让人们看见历史的另一可能。

卓振宏自况：教育，是我一辈子的工作，启蒙人，遭启蒙是我追求的生活方式。游走在性别、选举、古迹、社区、种族、环境议题，追根究底仍是资源分配与民主。旅游，是我短暂的出走，以身躯体验世界之他，以心领会世界之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