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新年伊始，政府宣布调涨移工人头税，并将引进150万名孟加拉移工，引来民间反弹。大马持续引入移工，但在社会制度及空间仍未健全妥善下，移工的角色将如何影响我国？歧视和偏见如何阻碍理性的讨论？《当今大马》邀请专栏作者从不同角度撰文组成“移工专题”，冀能展开更多元的思考及论述。

【产业篇】

20世纪出现一个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结构，城市和区域规划学者Castell称之为“资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Castell认为在资讯化社会里，资讯科技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空间的网络化”，使得各个城市在全球互相连结，资本、资讯、劳动力、商品、公司内部的事务与决策，皆能在全球里不断流动。

资讯科技社会的快速转变，对真实存在的城市带来很大的冲击。资讯科技带来的网络化，让传统城市变成“适者生存”、“强者愈强”的模式。美国一些大城市例如纽约因为有专业人才、完善的技术条件和全球通路，成为世界的核心和节点城市。这些城市扮演新的策略性角色，例如世界经济组织的中心点、金融和专业服务的关键区位及产品创新生产的领导者。因此对掌握高科技及有完善设备的国家和城市而言，资讯化的社会发展是锦上添花。

相反的，那些有着数位鸿沟和地域区隔，无法跟上网络化步伐的国家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城市，各种资金、技术和知识都因此绕道而行。在该国城市及生活的人民，只能无奈的被排除在全球经济发展外，翻身机会也愈加渺茫。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和其城市无法占得先机，掌握资讯技术的快速演进过程，那它们很快会被剔除在全球资本竞争的列车外，且很难再跟得上大队。

转向技术密集发展

马哈迪政府在1990年代，提出“2020年宏愿”计划，立志要把大马的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发展。当中备受瞩目的“多媒体超级走廊”被委以“带动发展资讯业、多媒体等高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潜在支柱产业，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使命。这是一个能回应资讯化社会高速发展的计划，因为在未来的社会里，资讯的产生、处理与传递将是生产力与权力的基本来源。

然而马哈迪在计划成功前就下台了，阿都拉政权后的纳吉政府在2010年提出 “经济转型计划”（ETP），当中12个关键经济领域就包括电子及电器、通讯内容及建设。很不幸的，马哈迪的时代过去了，纳吉的经济转型计划也过去5年，大马的经济不如前任及现任首相所言朝向高科技的多元发展。

事实上，大马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后，政府并没有思考国家转型（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所需的基本条件，反而经常借着操弄种族课题，避过或转移人民要求社会改革的声音：大学采用绩效制度、不干预新闻自由、开放媒体和通讯市场等。我国缺乏开放创新的教学环境，政府没有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和改革动力，甚至因为担忧大学成为社会改革的前线，还利用大专法令等限制师生的学术和言论自由，漠视大学应是鼓励师生创新，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以致无法培育高技能的知识型工人。

政府与朋党相互挂钩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长期以来的低效率、部长们经常朝令夕改的制定政策，也让国家陷入转型困难，而政府与朋党互相挂钩，更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2014年调查报告指出，大马在全球192个国家及地区的宽频上网速度排名126，比越南和柬埔寨的网速还要慢。

这是因为政府允许马电讯长期垄断有线宽频服务，以致市场缺乏竞争力，消费人被迫使用价格昂贵且“龟速”的宽频服务。上述的弊病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障碍，试问大马如何有能力处理资讯的产生与传递，并转换成生产力与权力，进而成为资讯化社会？

最近国内热门的“外劳”课题，副首相阿末扎希与青体部长凯里面对商家和民众反对引入150万孟加拉移工声浪时，二人皆指责国内年轻人不愿从事肮脏、危险及辛苦的“3D”行业，所以政府才让移工填补职缺。

两位部长的说法除了显示“己所不欲，就施于人”的不可取思维外，也指出一个事实就是我国并没有达到纳吉在经济转型计划中所预计，能吸引超过15万名海外专才回流及外国专业人士到马就业的目标。事实上，大马的资讯化社会发展的各种条件均为成熟，政府仍然依赖廉价的移工（特别是来自东南亚的劳动力）来推动及维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包括移工主要服务的建筑业、制造业和种植业。

大马陷中等收入陷阱

在全球城市竞争中落后的国家，例如卡在中等收入陷阱，不上不下的马来西亚，无法发展高端的科技与资讯通讯，也没有产品创新的机会，只能依赖原产品及低增值的经济活动，以致在国内的人民都想要出去闯一闯——怀有高技能的专才希望到资讯科技先进国一展所长；蓝领工人认为与其留在国内，倒不如跳飞机或越过新柔长堤，用相同的劳动力换取较高兑换率的外币。

另一方面，在全球城市发展后端的国家如孟加拉、尼泊尔的人民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或社会生活条件更为落后，也被迫离乡背井到“先进国”如马来西亚淘金赚钱，实现“马来西亚梦”。

由于我国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经济结构，从别国到大马的移工大多数都是从事蓝领工作，他们是在全球城市竞争的资讯化社会里，被社会排除的牺牲者。首先，大马政府为了增加对外资前来投资的吸引力，经常压低劳工的薪资、打压劳工争取权益的机会如组织工会。

其次，社会对移工的负面刻板印象如社会犯罪者、品行不佳、抢饭碗、肮脏懒散等，让他们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然而绝大多数的移工本身并没有犯错。他们到了本国也没有“白赚”马币，他们即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例如缴交高额人头税给政府。

需提升产业经济领域

我不赞成政府引入更多的移工，并不是因为排斥移工或惧怕威胁，而是大马需要痛定思痛，从提升产业经济领域着手，培养更多高技术知识型员工与开放创新的环境，领导吉隆坡、新山、槟城成为全球的节点城市，协助国民进入资讯化社会，确保不被抛弃在全球化发展的尾端。

最后必须谨慎注意的是，国家与城市在资讯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劳动阶层的分布图像也将有所改变，如低阶技术工人与知识型工人的需求变化，但不表示社会不需要或排斥低下劳动阶层的工人，而是国家必须协助渔农牧、制造业等领域的工人提升职能与竞争力，跟上时代经济的发展趋势。

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建立包容差异的友善社会环境，让一些无法跟上步伐的弱势群体，能够有足够的社会福利制度支援，无需成为经济发展下的牺牲者。

延伸阅读：

【族群篇】唐南发/ 他者的恐惧：150万移工是谁？

【劳工篇】朱进佳/ 移工权益不保障，本地打工一族也遭殃

【文化篇】刘嘉美/ 大逮捕之后：“外来者”逻辑如何被复制？

【政策篇】黄子明/ 廉价劳工在狮城：回不了头的现实？

古燕秋是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硕士毕业生，现任职独中，教授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