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理想城乡规划师在哪?
艺文【认知地图】
马来西亚的城乡规划倾向大尺度的开发和规划设计,政府和发展商圈地后就按照心中的盘算规划土地用途,如商业、住宅。
如果不幸被政府相中的是人们的居住地和农耕地,民众就必须让路给国家“发展”,一旦拒绝就会面对当权者的利诱威逼,甚至是暴力迫迁的困境。例如柔佛州边佳兰的“石油提炼与石化综合工业区计划(RAPID)和森美兰文叮客家村的迫迁事件。
艺文【认知地图】
马来西亚的城乡规划倾向大尺度的开发和规划设计,政府和发展商圈地后就按照心中的盘算规划土地用途,如商业、住宅。
如果不幸被政府相中的是人们的居住地和农耕地,民众就必须让路给国家“发展”,一旦拒绝就会面对当权者的利诱威逼,甚至是暴力迫迁的困境。例如柔佛州边佳兰的“石油提炼与石化综合工业区计划(RAPID)和森美兰文叮客家村的迫迁事件。
根据RAPID计划,柔佛州政府要征收约9000公顷土地,涉及农民、渔民的家园、学校、墓园、神庙和诊所等;而文叮客家村居民也面对失去珍贵集体历史记忆的哀伤。
专业规划师在哪?
虽然很多边佳兰和文叮客家村的居民不愿意搬离原居地,但面对强势的政府,人民抗争的力度并不足以捍卫家园。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这种规划案中只见到居民与政府和执法者(军警)的冲突,或是与发展商的对峙,却不见规划师的踪影?在各项规划案中的“专业规划师”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John Friedmann教授在〈公共领域的规划:论述与实践〉中批评,很多规划者选择站在权力的一方,忽略市民参与的重要性。他认为一项有效的规划应该是居中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同时谨慎看待与检视国家或政治利益及资本家在当中的角色。
事实上,好的规划者应持保持开放的心态,鼓励与引导不同观点的人,共同讨论规划案,因为有不同意见的规划团队,往往比独行规划者有更强大的力量。
仅符合公权力期待
台湾大学城乡所退休教授王鸿楷也曾批评“理性规划者”并没有太多个人想法,只依照所谓的“公共利益”原则,做出符合公权力或资本利益者所期待/要求的规划书。
他认为,好的规划者应置放自身在社会现实中,成为一名协调者和社会改革者,扮演反省社会结构,整合社会进步力量的角色。
因此人民会期待进歩的规划者能成为社会民主化的催化剂,就像都市更新的意义不在于重整市容(除旧布新的房业),而在于让居住在落后地区的居民能改善经济环境。
必须平衡各方利益
简言之,我们不能把规划与设计当作是一门技术性和制式的专业,而是应该在社会的脉络下检视、思考、讨论,以及平衡涉及不同地方和利益群体的规划设计案。
因此规划者必须洞悉社会问题,而不是制式化和技术性的完成各项规划案。
前述两位规划系教授提出的“理想规划师”让人向往,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条件与他们有所不同。
市民草根力量要壮大
美国和台湾是民主化制度较成熟的国家,两国市民社会的组织和行动能力是能影响政府主导的大型规划案,直接或间接赋予规划师能量/力量去做体制内的反省和修正。
如果我国社会要培养具有反省性(reflexivity)的进步规划师,养成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壮大市民社会和草根阶级的力量。
当大多数的人们无论是在抗争行动或论述上都能挑战既有的主流规划论述,并展示有参与规划的能力,将能让当权者或规划者感到压力,愿意正视不同社会脉络和利益群体的需求,开展更多对话和行动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