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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前往吉隆坡郊区的廉价组屋，采访一个家庭，他们16岁儿子不久前遭警方开枪击毙。

警方指控少年为私会党徒。这名少年生前与家人同住，全家就挤在一间不到600平方尺的组屋单位内。

当时，少年母亲哀伤地坐在我对面。客厅窄小得令人窒息，她跟我的膝盖之间仅有一尺半的距离。我请她分享失去孩子那晚的点滴。

她忆述，儿子与往常一样，在组屋楼下与朋友厮混，那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儿子。

但据一名友人的说法，少年跟朋友在午夜时分去了网咖。

少年在那里上了车，跟人走了，可是少年友人不认识车上的那些人。而少年留下的安全帽，还需由这名友人翌日送回家。

会否现身在刘蝶广场？

当时，少年父母在组屋旁的东炎熟食摊子干活；收档回家后，不见少年归家，母亲开始操心。

不幸，母亲接着收到噩耗，指控说，她儿子打劫，逃逸时遭警方开枪击中头额，一命呜呼。

家长坚持这不是真的，更否认儿子是罪犯。

当我看着影片，看着一群年轻人星期天晚上在吉隆坡刘蝶广场对华裔吼叫种族言论时，我不禁想起这名少年。

如果他尚在人间，他会否与这群年轻人为伍？

他会否跟朋友花上15分钟摩哆车程，从甘榜拿督格拉末和甘榜班丹的蓝领阶级组屋和贫民区，到武吉免登叫嚣种族口号？

发起与各族合照活动

刘蝶广场事件爆发数小时后，人在美国的大马记者郭史光庆决定做些事情，以扭转他在社交媒体上所看到的恶劣情势。

他上载一张他与各族朋友在公园内展示大马国旗的照片，并鼓励其他人效仿。

“一如往常，许多人能点出，这是染上种族色彩的政治与经济课题。但我认为大多数人需要一个平台来发声。”

“迄今为止，极端分子和种族分子一直主宰舆论，这不但不健康，也可能加剧情况。”

“我想靠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吸引大家都目光，让所有人都能参与，这就是#Muhibbah（亲善） #WeAreFamily（我们都是一家人）运动。期望这能遏制挑衅者的议程。”

郭史光庆是这样告诉我。我从他的照片中看见和我一样的人——他们是拥有各族朋友的中产阶级，很可能在多元种族社区长大，所上的学校也有多元种族学生。

为何非全部掉入圈套？

我再度想起那名少年。

我想起他成长的组屋，好奇的邻居伸长脖子，打探拿着摄影机出现在组屋走廊的那些人，男孩在组屋楼下嬉戏、下棋和踢足球，还有访谈期间，坐在少年父亲大腿上的弟弟。

如果这名少年尚在人间，他会否拍摄同样的照片？他会不会拥有不同种族的朋友，好让他能将照片上载至社交媒体，并放上#WeAreFamily的标签？这些朋友将是谁？少年会在哪儿见到他们？

许多人都相信，没有挑拨离间，就不会有刘蝶广场事件。这些年轻人陷入狂热，全因有人以偷窃手机事件和后续的争执，指控“华人再次骗马来人”

若是这样，为何不是全部人都吃这一套？为何那些在照片标签着“我们都是一家人”标语的人，不受煽动？

这些人是否比较聪明？或他们获神明庇佑，没有出生在吉隆坡格拉末再也的组屋家庭？据一项关于吉隆坡城市贫穷的学术研究显示，该区近100%的受访者都是贫穷马来人。

单元种族贫穷区长大

这项研究于去年刊登在社会科学伦理国际学术刊物，调查调查了吉隆坡3个国会选区中的300户家庭。这3个国会选区是甲洞、泗岩沫和帝帝旺沙。

莫哈末瓦希（Mohd Wahid Murad）等人负责这项研究。他们选择上述三个国会选区，皆因各个选区都有比例占多数的种族。

选民数据显示，甲洞拥有89%华裔、泗岩沫有53%华裔和帝帝旺沙有68%巫裔。

但他们未料到的是，这3个城市国会选区的低收入受访者，几乎全来自同一个族群。

换言之，你很难在增江找到一名住在贫穷区的非华裔人士，或住在格拉末廉价组屋的非巫裔，或住在冼都贫民区的非印裔人士。

这表示，在吉隆坡这些地区的孩子，都是在单元种族贫穷区的困苦家庭长大。

不过，撇开种族不谈，你会发现，这些受访的家庭拥有同样的特征。

举例，每个区域的平均家庭月入少过1000令吉，每个区域的三分一受访者，只有小学程度教育，少过1%的人拥有大学文凭。

怎知道他族同样困苦？

不过，那些在格拉末再也成长的孩子怎会知道，自己家庭挣扎求存的滋味，是与增江的华裔家庭或冼都巴刹的印裔家庭一样？

我真诚的希望，那些在辛炳路、陆佑路、富都路、班底达兰（Pantai Dalam）、甘榜班丹（Kampung Pandan）等其他吉隆坡单元种族贫穷区长大的人，能轻易地与各族朋友合照。

不幸的是，数据告诉我们，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你生活艰苦，被迫在客厅与12岁弟弟同挤一张床褥睡觉时，若有人告诉你，少数族群不但富裕，也欺压你，你会相信谁？

你会相信熟人，还是陌生阴险的他者？

注：艾迪拉（Aidila Razak）是《当今大马》团队一员。此文翻译自“ How the Low Yat brawl is, and isn't, about race ”，译者是刘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