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客观环境的改变，促使我国广大民众对新政治趋之若骛，但论者认为，旧政权仍然排斥新政治抬头，妨碍我国在此紧要关头迈步向前。

他们希望，民间能多管齐下，通过反对新旧恶法等抗争来推动国家民主化。

旧时代一去不复返

国民醒觉运动主席兼政治学者罗国华表示，我国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转型乃大势所趋，投票倾向的研究更“科学”地反映国民对新政治的渴望，显示旧时代一去不复返。

“纳吉政府抗拒和排斥改革，对新政治的冒现和崛起无所适从。但抱歉，马来西亚社会转型了，再回不到昔日的模样。我们正来到一个关键时刻，局势稍微动荡和混沌，是因为要维持现状的旧政权与追求新政治的民众相互产生排斥。”

他分析，我国经济与人口就业结构已转型，从早期的原产品（橡胶与锡、石油和天然气、木材与原棕油）导向，演变成现今全国生产总值以服务业与制造业为主的模式。

他说，在1970年至2005年期间，农业的就业占有率从53.2% 减少至12.9%”、制造业从9%提升至28.7%、服务业从16.2%提高到38.6%，其他行业如建筑、金融和通讯领域都出现变化。

他说，农业劳工从独立至2005年期间已大幅度减少。相反的，从事服务，销售与生产线的工人、文员、行政管理层、专业和技术人员却增加，一个全新的社会宣告诞生。

他说，拜新经济政策所赐，无论是位居行政管理高层、晋升为中产阶级，抑或担任生产和交通工人的土著也有所增加，土著的股权则从1970年的2.4%增加至2000年的22%。

但他提醒，我国的贫穷率虽从1970年的49.3%降至2012年的1.7%，贫富悬殊却加剧，各州的相对贫穷率也恶化。

面对新的中产阶级

罗国华出示图表说，第12届和第13届大选的成绩显示，选民的投票倾向较之前有明显改变，不再受种族框架局限。但新政治不仅如此，正规的选举也与非正规的政治运动，如净选盟和绿色运动等紧密结合。

“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年轻人不断在选举中和政党外摸索新政治。迈入后烈火莫熄时代，更多关注新政治，如良好施政、透明问责、反贪、公正与环保议题的群体或网络正陆续涌现。他们渴望被咨询与聆听，喜欢上街示威和善用资讯科技。”

“但在新社会、新经济和人民追求新政治的发展下，我们仍然有一个旧的国阵政府。而这个宏观的脉络，有助我们理解为何政府通过全新的反恐法令和修订煽动法等条例。”

他是昨晚在槟城爱心大厦举行的“《防范恐怖主义法令》与《2015年煽动法令修正案》下，我们该何去何从？”论坛，以政治角度向大约70名出席者分析国阵通过数项法令的原因。

此论坛是由国民醒觉运动、净选盟北马区和人民之声槟城支部联办，另一名主讲人为全国年轻律师委员会联合主席主席沙里占（Syahredzan Johan）。

诉诸威权主义镇压

罗国华点出，纳吉上台时虽效仿前任首相阿都拉打造改革者形象，推动一个大马等所谓的转型议程。但原来纯属昙花一现，在党内人士施压下打回原形。

“第13届大选后，具种族宗教排外主义的马来主权议程升级，纳吉尝试以阿拉字眼和伊斯兰刑事法课题，跟伊党比较伊斯兰化，并使用3R，即种族（Race）、宗教（Religion）和皇室（Royalty）取代一个大马，倒退和回归旧政治。”

“政府诉诸威权主义镇压（Repression）追求新政治的人士，使用高压的法律收窄民主空间，但年轻人不再向种族牌卖帐。经济发展主义的策略也基于一马发展公司、消费税、国际竞争力下降和中等收入陷阱而失效。”

但若要真正动摇旧政权和其建构的秩序，他说，民间社会需全线抗争。除了支持两线制，也推动政治、社会经济与职场民主化，捍卫弱势群体和抵御美国的全球文化霸权。

反恐不能典当人权

沙里占在讲解《防范恐怖主义法令》时则开宗明义说，律师公会支持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但无法接受违反基本人权而形如《内安法令》复辟的《防范恐怖主义法令》。

“我们没反对围剿恐怖主义或否认威胁的存在，但你要保障被指控者的权利。政府不能叫我们相信他们，当局滥用《内安法令》的前科仍历历在目，不容否认。”

他说，允许未审讯扣留的《防范恐怖主义法令》不仅无法从根本地对付恐怖主义，更绕过司法检讨及侵蚀法庭的斟酌权、剥夺被指控者自辩、寻求法律援助等基本权利，开放更多的空间供行政单位滥权。

他在问答环节时表示，如果反恐是意识形态和原则之战，政府又怎么可以跟不鼓吹法治、人权、自然正义等原则的恐怖分子一样，使用不文明的回应方式？

煽动法令惩罚加重

相对《防范恐怖主义法令》，沙里占表示，《2015年煽动法令修正案》涉及的层面更广，惩罚加倍严苛。尽管如此，法庭仍有权审查和裁决相关法律是否违宪，毕竟司法机构是维护基本人权的最后堡垒。

但他承认，相对于外国如印度法庭，我国司法界在这方面比较不积极和主动。

“最近，我们看到一些不错的进展和案例，比如森美兰跨性人的案件。还有法庭宣判《和平集会法》和《大专法令》的一些条文违宪而失效。”

“类似的案件仍相当罕见，唯随着民众逐渐了解本身的权益，我们预见会在法庭上见到更多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