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文化行脚

续 前文

20世纪在印度淡米尔地区蓬勃而起的自重运动，质疑印度文化里的“婆罗门”元素贬低了南部淡米尔裔的社会地位，因此呼吁淡米尔裔回归达罗毗荼的光荣。

虽然自重运动在淡米尔社会起涟漪，卻因为缺乏知识分子进一步建构论述，亦缺少媒体舆论的讨论，此运动没有转变成一个文化复兴式的运动，而只是民粹式煽动情绪。此后，自重运动驱使了多数为劳工的淡米尔群体走向狭隘的次社群主义（Sub-Communalism），拒绝与质疑其他印裔群体。

再者，马来亚英殖民政府监视着印裔社会的政治思潮，不只是过滤来自印度的出版物，政治部也胪列了影响印度社会的人士，监视这些人在马来亚的举动。因此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华巫社会而言，1930年代的印裔社会的政治思潮是平静的，惟不满的情绪一直暗流汹涌。

众所皆知，殖民政权是靠着分而治之巩固的，因此社会的个人或群体必须以种族代表来争取权益。印裔社会虽然是分裂的，卻也必须以“印度人”此同一身份争取政治权益。作为对种族政治的回应，马来亚印裔社会的受教育群体意识到，必须将印裔社会的不同群体凝聚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因此自1928年开始召开泛马来亚印裔协会大会（Conference of Indian Association），探讨印裔社会的课题。

泛马印裔大会

泛马印裔大会的召开意味，印裔群体意识到必须停止彼此间的隔阂状态。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商贾也体认到，必须与广大劳工阶级联系起来，才能正当化大会代表多数印裔的地位。然而最大的阻碍恰好是兴都文化里的种姓制度，还有现在的阶级问题。大会领导人一直由北印度的知识分子和商贾担任，对于淡米尔裔而言此一领导层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且在“自重运动”的熏陶下，他们更质疑北印裔领导的合理性。

虽如此，泛马印裔大会还是在在1931年成立了马来亚印裔协会中心（Central Indian Association of Malaya，简称CIAM）作为争取印裔权益的统一组织。中心的初始领导人果不其然的来自于北印裔的商人与专业人士，淡米尔群体对此只是冷漠静观的强烈抵制。

其实，CIAM意识到为获多数认同故，就须捍卫淡米尔裔的劳工权益。因而初创时候中心的首要目标，就是加强与园丘劳工的联系。虽然CIAM扎根和组织劳工基层的努力非常缓慢，卻还是在领导真空的劳工群体里逐渐建立起影响力。

此外，CIAM一直紧跟印度次大陆的政治发展，很早时期就已建立起与甘地和尼赫鲁为主国大党领导人的联系，而40年代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亦关心海外印裔的待遇。自此，CIAM虽然标榜为关注本土印裔权益组织，也开始摄取印度民族主义的理念。当然，CIAM也能借助这股力量作为与殖民政府和种植公司的谈判筹码，希冀能在印度制造舆论，逼迫马印两地英殖民政府进一步保护园丘劳工的利益。

泛马印裔与印国大党

最终，在印国大党领袖的施压下，1936年12月印度政府（英殖民政府）委派大使斯里尼瓦萨（V.S. Srinivasa Sastri）稽查印裔劳工的状况，并且对此提出批评的报告。

虽然CIAM为印度政府的调查感到欣慰，卻认为出来的报告过于粗浅无法真实反映印裔劳工的糟糕待遇。不过，在另一边厢，园丘主联合会（United Planters Association of Malayan，简称 UPAM）卻批评报告言过于实，偏袒劳工。

此后，CIAM接连赞助民族运动领袖拜访马来亚，其中 1937年5月的尼赫鲁访问取得了最大的功效，在政府和民间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尼赫鲁公开支持CIAM对殖民政府的诉求，成立工会维护劳工权益、让印裔劳工与华裔同侪同工同酬、教育和限制园丘内的椰花酒销售量。

尼赫鲁还呼吁马来亚印裔社会支持印度独立运动，刺激印裔的民族觉醒，鼓动他们拥抱“印度人”的大同身份，现代意义的“印度人”身份才逐渐出现。不仅于此，尼赫鲁的拜访还强化了CIAM与印国大党的联系，邀请CIAM领导层出席年度会议。自此，CIAM从纯粹的关注本地事务，逐渐拥抱更广大的印度民族主义，推动印度的独立。

CIAM与国大党当合作，也得以逼使印度政府出面施压英马来亚殖民政府取消不利劳工的政策，如1936的印度政府稽查行动，以及1938年废除援助移民（Assisted Immigration）政策。再来，CIAM与国大党的紧密关系，也让英殖民政府必须正视中心系国大党盟友的关系，或时有借国大党的口影响殖民政府的印裔事务。

除了影响政府政策，CIAM亦藉着与国大党民族运动的影响力，号召印裔社会的分散群体凝聚在同一身份“印度人”之下，再以CIAM为同一的斗争组织。CIAM同时能正当化其作为印裔社会的话语代表，领导印裔社会舆论，尤其是探讨广大淡米尔裔劳工的权益。

印裔劳工运动

自1920年代开始，印裔劳工的工业行动偶有发生却非串联而成。然而到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雇主在毫无遣散费的情况下遣送18万印裔劳工回印度，让印裔劳工开始醒觉必须争取劳工权力和追究雇主责任。工运是印裔社会一次突破性地合作，劳工逐渐醒觉同时，种姓观念也逐渐瓦解。在同一目标和利益之前，先天建筑在园丘劳工间的们高墙正在崩塌，工人们携手组织工运争取劳工权益。

CIAM在成立初期就积极与劳工阶级对话，顺应调整其对于印裔权益的诉求，人员更是积极物色能组织工运的领袖。印裔工运的崛起除了是因为大萧条时期所积累的不满，也是与城市华裔工运接触后的成果。虽然面对了英殖民政府的镇压，华裔工运1937年的总动员工潮，还是逼迫了当局俯首大部分的权益诉求。这场运动让CIAM印象深刻也惊叹不已，随即临摹华裔工运的组织和模式，积极组织印裔工会。1930年代后的印裔工运趋向更完备且更多的支持，光是在1928年就发动了11次罢工。

巴生罢工

印裔劳工1940年以前所发起的最大工潮莫过于巴生罢工。巴生罢工是要抗议无薪加班、印裔华裔同工同酬、开除剥削主管、停止性骚扰、自由言论和限制售卖椰花酒等。工运第一波是超过3000人集体罢工，直至园丘主联合会同意诉求。雇主与政府的打压如警察暴力、解雇罢工者甚至是限制园丘的食物配给，都一再刺激劳工持续抗议行动。

当局对此的回应分成两派，一是劳工部主张和解，与代表劳工的CIAM协商处理；二是保安部门认为这是共产分子的颠覆性为，必须诉诸于镇压行动。最终政府采取了保安部门的意见，随即动用印度部队镇压示威群众，造成了5位劳工死亡、60多人受伤和404人遭通缉的惨剧。

巴生罢工被当局视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在马来半岛的滋事，而不认真看待这是印度劳工的诉求，吊诡的是之后1967年香港的“六七暴动”也被英国视为中共的颠覆性为，而非劳工的诉求运动。

同年，印度国大党通过印度政府不批准500位劳工到槟城港口的申请，施压马来亚英政府正视巴生罢工的诉求，改善劳工的权，惟马来亚英政府视之为佐证印国大党是巴生罢工的鼓动者。自此，政府将印度的劳工运动定义为民族主义和颠覆性，完全漠视印裔劳工的苦楚，并且强力镇压公民社会。

马来亚英殖民政府“视万物为刍狗”的不仁立场，暴力不过是取得了暂时的平静，卻招徕了印裔的更多积怨和仇视日本占领期间，日军就借着印裔对英国的积怨，在舆论上成功争取到印裔社会的支持，甚至组织印度国民军“解放”印度。

（节录自Carl Vadivella Belle的《Tragic Orphans : Indian In Malaysia》）

点击阅读： 1941年前马印裔社会思潮（上）

卓振宏自况：教育，是我一辈子的工作，启蒙人，遭启蒙是我追求的生活方式。游走在性别、选举、古迹、社区、种族、环境议题，追根究底仍是资源分配与民主。旅游，是我短暂的出走，以身躯体验世界之他，以心领会世界之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