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认知地图

最近在研讨会上，听到一位主讲人在会上分享他在边加兰进行田野的研究经验。这位来自台湾的朋友认为，马来西亚的社运比较保守，建议民众除了百万签名和烛光集会的抗议模式，可以像台湾社会运动一样“激进”。

这让我不禁思考马来西亚，这么多年来的社会运动，究竟走向那方？是前进抑或后退？台湾和大马的社运的共同点和差异在哪里？

无可否认，台湾的民主制度发展是东南亚国家里的佼佼者。在台湾社会运动进程中，抗议的民众和支持者有非常多元的抗争手法，例如集会、游行（嘉年华式、六步一跪的苦行）、落发请愿、绝食、占领立法院、卧轨抗议等。这些多元“激进”的社会运动和抗争方式，与台湾的历史背景和机遇不无关系。

公民社会有力监督制衡

第一，在1980年代解严前，台湾出现第一波以党外人士号召的社会运动，如原住民运动、环境和反核运动、劳工运动、学生和妇女运动等。蒋经国在1987年宣布解严如党禁和报禁后，步入相对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人民能自由结社、集会、言论和新闻自由、参与政治活动等，促使公民社会蓬勃发展，而社运及公共议题扩展至老兵返乡运动、残障权益运动、客家族群权益、无壳蜗牛（无住屋）运动等。

1990年代台湾盛行的社区营造，进一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社区民众在捍卫地方权益如保存历史古迹时、催生民主意识，提高人们参与政治与社会运作的意愿和能力。台湾公民社会在一波波社运中成长，逐渐加强民众的政治和人权意识。台湾在2000年通过民主的方式完成首轮的政党轮替后，民众关心的议题更为多元和开放，尤其关心社会的弱势群体，例如同志、性工作者、被迫迁居民、农民、死刑犯等。

第二，1970年代经济起飞，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其社会现代化发展走的比东南亚其他国家快。台湾的软硬体建设如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台北捷运网）、稳定快速的互联网服务、媒体与学术自由发展等，皆在加强公民社会的论述和行动能力。进步的知识分子为社会运动开拓论述，社运组织透过新兴媒体（网络）号召和动员群众出席支持，突破社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

台湾社会运动百花齐放，近年来更接轨上国际社会，例如2013年参加欧盟第十八届汉生（麻风）病大会，施压政府推动乐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重建被破坏的历史古迹建筑。如果观察台湾的社运活动，将发现90年代台湾政体在转型至民主体制的过程中，社会运动并没有衰退，反而更为蓬勃发展。台大社会学系教授何明修称这种变化为“社会运动的制度化”，因为它已成为日常民主生活的一环，形成厚实的民间部门。简而言之，台湾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过程壮大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让其可以发挥监督和制衡政府、避免滥权的效用，而社会运动成为他们经常采取的重要策略。

本土社会条件影响社运

当回头讨论马来西亚的社运时，也必须考量本土的社会条件，例如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法令、选举制度）、地区的公共交通和通讯设备等，其实都在影响社会运动的“效果”。

首先，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执政逾半个世纪，长期透过国家机器打压公民社会的成长。例如透过《内安法令》、《煽动法令》和《印刷与出版法令》钳制言论与新闻自由、利用《大专法令》控制学术、言论及结社自由、通过编审历史教科书淡化不同族群在建国历史中的痕迹、通过国家干训局课程（BTN）培养种族主义思维的公务员等。

其次，国阵透过不公的选区划分和议席与选票不成比例，掌控大多数国会议席。政治学者黄进发研究指出，在1986年全国大选，作为第二大在野党的伊斯兰党，赢得15.5%选票，却只在177个国会议席里赢得1席（0.56%）；相反地，国阵获得57.28%选票，却取得83.6%的议席。换言之，国阵赢得的1张选票，等同于伊斯兰党的40张选票。国阵掌握选举委员会和选举游戏规则，加上垄断行政资源，以致反对党多年来一直处于劣势困境。虽然反对党不应该是社运里的核心组织，但不可否认在民主化过程里，反对党与非政府组织等公民团体是很重要的盟友。

第三，马来西亚社会的软硬体建设并不理想。虽然马哈迪信誓旦旦要带领大马在2020年进入先进国行列，然而大马现代化进程中处处充满朋党勾结，规划失当的情况。例如政府为了推销国产车，漠视国内公共交通系统服务，以致巴士、轻快铁失灵，人们只好依赖私家轿车代步。当公民社会欲动员民众参加社运时，人们要到达集会现场往往费时费力。另外执政党与主流媒体关系密切，在互联网普及以前（东马偏远网络目前并不普及），社会运动讯息一般“销声匿迹”在主流媒体，让地方抗争事件难以传至全国。

公民团体有坚韧生命力

虽然大马政府透过国家机器（选举、媒体、法律、警察）等，压制公民社会的成长，然而公民团体并不轻易屈从就范。在1980年代，日本三菱公司在霹雳州红泥山设立亚洲稀土提炼厂（Asia Rare Earth）。此工厂没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利益，反而让地区居民的患癌率高出国内其他地区42%。

在还是政治强人马哈迪执政时代，社区居民不畏强权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撤走工厂。警察在游行现场逮捕9人，事后再用内安法令扣留参与抗争的居民。参与红泥山反稀土运动的抗争者披露，当年抗争委员会沿户筹款进行抗议和进行民事诉讼，他们担心一旦案件败诉，起诉人须赔偿巨款，因此还安排7名自愿成为起诉人的贫穷居民代表入禀法庭。经过10年顽强抗争，稀土厂终在1994年宣布停产。

另外一场引起全国关注的是八打灵白沙罗社区争取保校运动。2001年，国阵政府下令关闭白小学校，让社区居民展开长达8年的抗争运动。社区居民、白小家长和学生不愿离开原校，于是设立保校工委会，并在附近神庙建立临时课室。保校工委会在抗争期间曾经到教育部绝食抗议、面对驻守在校的镇暴部队、走遍全国展开“救救白小”签名运动、举行筹款晚宴等。社区居民的坚持及政治局势转变迫使政府在2009年，宣布重开校门，并将白小（白沙罗新村华文小学）易名“白沙罗中华小学”。

大马公民社会在Bersih运动时达到高峰。2007年11月至2012年4月，在两位首相（阿都拉、纳吉）任期内，大马非政府组织、在野党和公民社会联合发动三场Bersih游行集会。虽然两任首相对Bersih运动采取大力镇压的姿态，包括出动镇暴部队，发射数百枚催泪弹和水炮车对付集会者、逮捕净选盟和在野党领袖、殴打摄影记者与市民等，依然无法阻挡人民走上街头，要求政府进行选举改革。

大马人民多年来饱受种族主义之苦，种族问题是社会迈向民主之路的绊脚石。许多公共议题因为这个鬼魅的出现，而被转移焦点，但在净选盟运动后，华裔民众克服以往恐惧，勇于走上街头，正逐步打破族群的藩篱，促使社运跳脱种族主义框架，走向更多元的社会关怀。2008年后，社会运动百花齐放，包括关丹反莱纳斯稀土厂、劳勿武吉公满新村反山埃采金、边加兰反对“石油提炼与石化综合工业区”（RAPID）、茨厂街反对兴建捷运运动、反对兴建独立遗产大楼、112人民崛起大集会、反对兴建水坝、核电厂、废除恶法、反对消费税、监督选区划分运动等。

未见激进但仍努力前进

社运和公民社会的壮大让民众对2013年的选举成绩充满期待，希望大马能成功完成政党轮替，制衡长久以来霸权的国阵政府。可惜选举制度的不公，让民众饮恨而归。社会舆论倾向认为第13届大选后，公民团体与社会运动在开倒车，许多社运抗争面对号召力不足的窘境。行动党“超人”丘光耀也批评大马社运是SOP（标准作业程序），意即民众在集会现场聆听领袖致辞，上传照片至社交媒体。如果警方不打压就在一定时间内宣布集会成功再解散群众。他认为集会者过于温和，无法起到集会示威的功能和作用。

然而每个国家和社会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情感包袱与困境，当然其社会运动成长轨道也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虽然大马社会运动形式不比一些国家来的多元激进，但公民团体也正努力前进。就像有些社运是以签名抗议的方式进行，但依然能从中察觉公民社会的细微转变。像是我在霹雳州社会主义党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最近怡保及和丰地区的民众如果不满意什么议题，都会自动举行签名运动，减少依赖政党的协助。例如当社区居民想争取足球场时，他们会进行签名运动，不再一心依赖政党的推荐信函。我乐观认为，这些现象显示民众权利意识正在抬头，从地区培力做起将是未来公民社会走向更成熟和民主的一个开始。

最后我想说，因地不同的社会运动和公民团体其实并不孤单，运动者透过观察国际间的社会运动，参照彼此的经验取长补短，有助开拓公民团体的社运想象和视野，丰富抗争论述和手法，甚至成为抗争一员，制造国际舆论压力以协助社运成功。在不同的社运发展路上，各公民团体看见彼此的异同及抗争里的本质，继续坚持创造更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将是集权政府最害怕看到的公民社会。

古燕秋是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硕士毕业生，现任职独中，教授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