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不安时代

刚结束的307大集会，万人出席，黑潮再现。这是继前年大选后的黑潮集会（Black out 505）以后，首次再度出现的大型集会。在有限时间的号召下，有万人出席，足以证明民间对于国阵政府的不满未曾止息，也显示人们有能力再次凝聚街头，民间的行动力仍然充沛。

只是307大集会同时亦带出一些关键问题，其中比较突显的争论是关于当天的行动形式，是按主办单位的预定时间结束集会（被调侃为集会SOP），或是在集会地点作通宵留守，以示行动决心。

这样的争论，撇开个人之间的争持，要是回归到行动的方向，确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因为未来的集会上，我们可以预见将会面对同样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是没有基于现实的形势、群众的状态进行分析评估，而空喊行动的方向，那恐怕会让未来的行动陷入“激进VS温和”的伪对垒中，最终不但没有成功把行动推往更进步的方向，反而使在壮大中的运动带来分裂、甚至瓦解的风险。

在谈论留守与否，许多人会以香港的占领运动作例，从其占领规模之广（20万人）和延续时段之长（79天），似乎是一个值得鼓舞的例子，而延伸讨论到在马来西亚是否能参考香港的经验，以及是否具备发动类似的街头运动的条件。

但在讨论时，很多人的焦点都放在占领的两个多月中，却忽略了占领前横跨了超过一年半的准备和组织阶段，没有这段前期的准备、酝酿和累积，也就不可能出现后来这波全民的公民抗命运动。



行动论述的建构

在香港的占领经验，占中三子在前年年初提出以公民抗命的理念，及“占领中环”的具体行动方式，推动新一波的争取普选运动。自占领提出以来，民间一直有许多疑问，包括，占领行动这种以违法的方式（堵路）来逼使政府正视人民的诉求，其合理性在哪里？又，占领是否有用？是否能逼使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让步？要是实时的改变不可能，那行动的意义又是什么？期间如何应对反对者和有组织性的破坏力量，以及参与占领可能面对的后果等等。

只是呼吁参与行动，却没有建立不同层面的行动论述，这样的呼吁喊得再响，也是虚无的，因为行动缺乏了意义的承托，亦没有响应公众所关切的问题。许多公众，即使他们立场上是同样的支持真正的民主选举，但是，对于行动方式，他们可能带有疑虑。这些问题必须要处理与讨论，才可能把支持的力量转化成行动的力量。

运动中的民主参与

民主运动必须要以民主的方式来进行，才能拼发出群众的高度和具有自主性的参与。在香港开始正式占领之前，民间进行了3次的商讨日，商讨日是商议式民主（deliberation democracy）的具体实践。在运动中加入民主商讨的成分，使得参加者能给予意见，并共同塑造抗争的内容。

商讨日（简称D-Day），以工作坊形式，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与会者就占领运运的核心议题进行讨论并表决，讨论的内容涵盖了运动的诉求、具体的普选方案、占领的策略、如何防止在占领时出现暴力情况等等。

每次商讨日举办多个不同的场次，按不同的群体和界别分类，妇女、性小众、劳工、教育界、社会福利界等，在大方案的讨论以外，不同的群体能因应他们特别的需要和关注来调整讨论的内容。

不能否认，商讨日在实践上，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但同样不能抹杀的是，商讨的过程调动了参与者的自主参与和部分化解对占领的疑惑。商讨日不只是活动的形式，而是建立一种组织者与参与者的民主参与机制，这在后来占领开始之后，更显得重要。

抗争形式在不同时期的递进与演化

在占领正式展开前的一年多，香港进行了多场围绕普选议题的抗争活动，其中包括在占领前的民间公投，全港共67万人出来就普选方案投票，又有在七一大游行后的“预演占中”，共511人被逮捕。这些部署是一步步的递进并推向占领，也使运动有不同的参与层面，使得不能承担被捕风险的支持者也有参与的角色。

在占领结束后，运动并未真正的结束，而是从马路的大规模占领，演变成日常生活的抗争，延续不合作的精神，包括还在进行的“鸠呜”行动、和分拆多张支票交税、定期重回占领地举行分享会，也有市民自发制作传单派发等，重要的是发掘行动的不同形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虽有许多偶发性因素，可是，占领运动后来所见的画面：面对挑衅的高度克制、恪守非暴力的原则、充满创意的艺术创作等，无不与前期的工作有关。这些基本功决定了日后的行动有多扎实、能走多远。

愤怒的民情是重要的燃料，可是要推动社会改革，单靠燃料并不够，需要的是载体，是能把人凝聚起来的载体。占领只是一种方式，从来没有必胜的方案，运动的形式必须要回到在地的思考，而非只是空喊激进的口号。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