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文化行脚

在芸芸研究马来西亚印裔社会与文化者当中，澳洲学者卡尔（Carl Vadivella Belle）最为让人想到的就是他对兴都教的热爱，坚持每一年参与黑风洞大宝森节游神，同众多信徒扛着卡瓦丽（Kavadi，神轿）踩着阶梯，朝拜战神穆鲁干。

卡尔在80年代担任澳洲驻马外交官时，备受马来西亚多元民族宗教社会吸引，开始接触各类宗教，尝试通过了解不同的宗教来启发他的心灵修养。在兴都徒朋友的建议下，他第一次出席了大宝森节庆典，就在当下受到了穆鲁干的感召，开启了接下来20年他对兴都教和马来西亚印裔社会的研究。

虽然大宝森节游神往往被看成兴都教的重大节日，惟一些苦行如插钢针和扛卡瓦丽，甚至是神灵附身的现象时有遭批判违反教义。从1930到1960年代，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所风行的《Tamil Murasu》淡米尔文报章（已停刊）曾刊载评论，直指苦行是种自残，不符合兴都教义。当时，还有淡米尔改革协会认为，大宝森节的各类仪式是迷信的愚民活动，呼吁当时的英殖民政府查禁这个节日。

关于大宝森节正统的争议现代依然有之，就此卡尔（右图）在2004年出版《马来西亚大宝森节：受误解的兴都教庆典》（Thaipusam in Malaysia: A Hindu Festival Misunderstood）驳斥上述的批评。

他主张，大宝森节的争议仪式其实乃淡米尔仪式的历史原型，而今日印度南方和马新淡米尔社会所信奉的兴都教，结合了婆罗门教教义和当地泛灵崇拜。

悲惨的孤儿

此外，卡尔研究马来西亚印裔社会的文章今年也结辑成书，书名“悲惨的孤儿：马来西亚的印裔”（Tragic Orphans : Indian In Malaysia）。这种把大马印裔比喻为悲惨孤儿的说法，卡尔并非第一人。

1938年，当大批印度人沦为“失地无产阶级”时，当世的社运分子K.A.尼拉干达（K.A .Neelakanda Ayer）早就预见大马印裔日后的“悲惨孤儿”命运，而卡尔辑子的书名不过是印证了前人的预言。

这片土地的印裔社会，在政经文教发展上一直遭边缘化，无法摆脱从古到今的弱势群体地位。

《悲惨的孤儿》纵观了大马印裔社会的历史脉络，从英国1826年建立海峡殖民地，大批印度人南来马来亚的事迹，一直到当代纳吉政府对印裔社会的政策。

马来亚近200年里，印裔社会亦如马来亚华社等离散群体，早期政治思想和社会运动都受原乡政治和社会脉动的牵引。惟基于特殊的族群组成，受到南部社会思潮的影响，甚至一度出现了独尊淡米尔及排斥北印度文化的达罗毗荼主义（Dravdianism）运动。《悲惨的孤儿》其中一章就梳理印裔社会1941年前的思潮与社会运动，从达罗毗荼逐渐聚焦于工人运动。

达罗毗荼主义

达罗毗荼主义的形成主要源于19世纪印度南部马德拉斯（Madrash）淡米尔人，反对将地方信仰泛化为归属于婆罗门教义为主的兴都教，亦强调反婆罗门（Anti-Brahman）种姓对政治与文化上的垄断。淡米尔地区也因此形成了一种本土化思潮，强调不论宗教、社会、文化，淡米尔语言文化都比梵文古老，惟达罗毗荼主义里的“淡米尔族”其实至今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想象。

东方学家缪勒（Max Muller）19世纪曾提出，北方雅利安人军事征服南方达罗毗荼后，再以宗教文化同化了肤色较黑的土著。穆勒还认为，南部婆罗门种姓维系着梵文化对南方的同化，其实他们没有取代土著，而是殖民了他们。

这类论述被福音派主教考德威尔（Robert Caldwell）进一步整合，他甚至提出为启蒙南印度人，就需要让其脱离北方的梵文化和吠陀传统。这些论述的确在民间起了涟漪，然而将运动推向“全淡米尔人运动”的，却是英国殖民者。

英国殖民者在南印度聘用婆罗门种姓为公务员和税收员，希望借由婆罗门在社会的影响力和较高教育水平来维持管治。自此婆罗门在印度社会的优势不再只是宗教诠释，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制度化管理，婆罗门也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优势。以此论之，若英国人的到来被认为是近代印度的启蒙，那么婆罗门不啻是这启蒙运动的最大“获益者”。

获得栽培的婆罗门逐渐形成了社会的知识分子，更在日后成为印度国大党的骨干成员，续而挑战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统治哲学为“分而治之”，因此当婆罗门威胁英国人权力，当局选择扶持淡米尔社会冒起的达罗毗荼主义运动，以此反制婆罗门群体。

英国殖民当局鼓励淡米尔人结社，然后向政府游说争取更多的公务员职位。之后英国人支持淡米尔人组织反雅利安和婆罗门的政党，让这些政党顶着达罗毗荼主义在社会营造仇视雅利安的氛围。英国人借着激化印度社会的内部矛盾，淡化此时兴起的印度独立运动。

自重运动

自重运动（Self-Respect Movement）是达罗毗荼主义运动里冒起的公正党（Justice Party）所提出的，此运动的论述主要来自于党领导人E.V. 拉玛沙米（E.V. Ramasami Naicker，左图）。

拉玛沙米曾经是国大党的活跃分子，他体认到种姓在印度社会的根深蒂固，所有的政治改革都必须意识这点，进而提出印度议会选举必须设立种姓固打，确保最底层种姓的政治权力。然而这种主张遭国大党否决，拉玛沙米认为国大党在保护婆罗门的利益，愤然离党。

拉玛沙米在日后发起了自重运动，强调去婆罗门化不应局限在政治领域，更应该发展至社会结构、文化、语言等各层面，排除南印度社会里的雅利安人（婆罗门）元素，逐而回归到远比雅利安更古老的淡米尔文化。

自重运动认为南印度最底层的“不可接触”贱民才是道地的淡米尔民族，以此突显北印度的雅利安文化对南方淡米尔的打压，南印度人必须摆脱，重拾古代的光辉。

马来亚印裔社会的回应

印裔社会早期政治思想和社会运动受原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影响，因此达罗毗荼与自重运动在南印度狂烧之际，也蔓延到马新印裔社会，然而拉玛沙米1929年访问马新，才让自重运动在两地淡米尔群体掀起了热潮。

拉玛沙米访问马新恰逢经济大萧条，印裔劳动阶级（多数为）在经济与社会的处境非常糟糕。拉玛沙米的淡米尔受害论与基进的社会改革，博得了淡米尔劳动阶级的共鸣。然而，受高教育的马来亚印裔——尤其来自北方者，拉玛沙米的言论根本不屑一顾。

自重运动在马来亚淡米尔人之间形成一股“净化”运动，质疑北印度裔与梵文对淡米尔影响，力求“纯化”淡米尔人身份与文化，排除“邪恶”的婆罗门元素。随后自重运动演变为不信任外人和北印裔领导，寻求纯淡米尔人领导的封闭文化形态。

以此而言，自重运动虽然让原乡和马来亚淡米尔人开始检视自身文化，从而对身份归属产生信心与光荣，敢于争取权益。然而，自重运动后来却驱使以劳工为多数的淡米尔群体走向更狭隘的次社群主义（Sub-Communalism），拒绝与质疑其他印裔群体，进一步分裂本就无向心力的印裔社会。（待续）



卓振宏自况：教育，是我一辈子的工作，启蒙人，遭启蒙是我追求的生活方式。游走在性别、选举、古迹、社区、种族、环境议题，追根究底仍是资源分配与民主。旅游，是我短暂的出走，以身躯体验世界之他，以心领会世界之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