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不安时代

安华因肛交案被判再度入狱，法院外的支持者悲愤落泪，民间骂声不绝高呼司法已死，民联领袖亦一再提醒，要延续安华所说的“I will never surrender”精神，不在暴政前低头，并要重新燃起“烈火莫熄”的斗争之火。

然而，在安华被捕后的首个大型声援集会中，人潮气势都远远不如当年的“烈火莫熄”。该如何解读这现象？反对党最高领袖安华被判罪，为何仍无法激起新一波的反动力量？是安华的影响力不再，还是民联在经历大臣风波、爆发内部矛盾以后，号召力已无法再与505大选前相比？

要正视为何反抗的热情不再，就必需要先重新检视过去政治运动的运作常态，以及其动员模式与民间无力感之间的关联。否则，领袖继续把口号和目标喊得再响亮，民间气氛依然冷淡，那只会变成是各说各话的吊诡格局。

过去，马来西亚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似乎存在着一种惯性：单向式参与（领袖与群众，演讲者与听众的二元角色）、追求参与者人数、政党主导、单次动员；这样的行动模式确实能在短时间内聚合原来互不认识，但有相近目标的群众。可是，长远依赖这种模式，而缺乏日常深化，也难免强化群众的被动角色，并产生对行动方式的质疑与无力：行动方式是否有用？接下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个人的参与除了是添加人数以外，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意义等。

希腊“遍地开花”经验



这些疑问让我想起希腊在2011年反对政府紧缩政策的占领运动，那是超过30万人维持一个多月的大型占领，结束之时，参与者彼此承诺，广场式占领虽然曲终人散，但要把这里滋长出的民主精神带到小区里遍地开花。后来，两年后，我来到希腊看到许多占领后发展出来的小区项目，有小区自给自足的合作经济、工人占领工厂进行民主管理的生产、艺术家进驻荒废大厦活化成民众剧场，又有小区居民把破败的公园进行集体管理，一起讨论投票商议公共空间的使用等等。

在这些计划中，最精彩之处就是彼此落手落脚的参与，参与者不曾停止过的是每周的聚会、讨论和学习。在一个个的小区圈子中，大家讨论问题、商讨解决方法，从理念原则到具体方法，再到感情维系，他们示范了如何把广场运动，深化成具组织性的草根圈子，人人都是能动的政治主体。

西班牙喊“我们可以”

又如西班牙也是从2011年的占领运动发展出“愤怒者运动”，并于去年年初组成新政党Podemos（意译：我们可以），Podemos成立才不过一年，党员人数已达30万，并为西班牙第二大党，其迅速崛起与其坚实的基层组织不无关系。他们透过在小区和网上成立“圈子”，也可以是因理念、职业和议题成立圈子，如女性主义圈、文化艺术圈，只要有5人就能成一组，圈子成员共同制定规则、讨论问题、选举领袖，圈子之间定期交流和汇报，务求达到人人真正参与、无人垄断的商议式民主实践。



在马来西亚，改革力量确实需要重整，但重整的方式不单是政党领袖的振臂一呼，也不止于知名社运领袖们再成立新的联盟，重整的方向应该在以上的基础上，建立出更扎实和深入的基层组织，就如西班牙Podemos的组织形态，在小区和生活中成立更多的“圈子”，使组织力落实到最基层去。

重启民间组织的动力

记得曾与关心本地社运的朋友讨论时，友人感叹马来西亚似乎没有发动持久抗争的条件，但于我看来，马来西亚正因为其种族多元和宗教活动活跃，社会具有很强的组织性，不同的地方社团、乡亲宗族、校友会、宗教组织、慈善团体等，仍然相当活跃，但凡节日庆典，这些组织在地方举办活动晚宴，场面壮大，成员亦投入其中。

这正是组织的基础，亦是人们连结的坚实平台，而关键是如何让这些现有的组织能更结合当前的社会发展状态，在响应社会问题上能起更积极的角色。活动不单停留于成员之间的联谊和情感维系，而是促进成员介入社会议题，重夺参与社会的主动权。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党独大的贪腐揽权、朋党勾结瓜分国家资源、宗教种族议题被炒作，这些问题都再清楚明白不过。要是人们觉得无力，不是因为问题太大无法解决，也不是人们冷漠不愿面对；而是因为缺乏能真正凝聚集体力量的地方，能一起寻找方法前进下去的机会，能互相砥砺取暖的组织，而这正是我们要一起共同建构打造的方向。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