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世界公民

那一夜 我听了一宿梵唱 不为参悟 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啊 不为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2007年，第一次踏足印度，经历三个星期的震撼感官之旅后，最后的几天我只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在寂寞星球上看到有关藏人在德里的难民村，一动念就搭上三轮车穿越喧闹的大街小巷，看到大大的告示牌“Majnu Ka Tilla Tibetan Refugee Camp”。在吵杂的外面，这里是安静的所在。

我受够了印度Masala食物，在这个彷佛与世隔绝的巷子里遇见了一位大叔的小摊口，一尝沉默大叔的藏面，藏式水饺（momo），甜茶，天啊！在我狂风扫落叶之势吞下之时，才回过神来看见了来往的藏人，听见悠扬的藏曲，我才想起，怎么印度有西藏难民村啊？而且，看来都不谙中文，对游客说英文，与同族交谈都用藏语。

好吧，来之安之，随意走走看看听听。住进了藏式风格的廉价酒店，柜台负责人竟然是一位身穿袈裟，年逾六十的僧人。他亲切问候，示意我坐下来，就聊了起来。接着，就是一连串逃亡的故事。

问谁都会有段故事

时间转到1959年3月达赖喇嘛从西藏出走到印度，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放弃家乡的一切，徒步喜马拉雅山脉，翻山越岭数十天，来到尼泊尔与印度从此故乡是异乡。英文流利的老僧人说时语气平和，手握着念珠微微笑。那段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的亡命天涯听来惊心动魄，但对他似乎微不足道。也许看出了我的惊讶与无知，他突然说，“这里的藏民，都是那里逃出来的，若要听逃亡的经历，问谁都会有一段故事。”

他身边坐着一位安静的少年丹旺，我还以为是打杂的小弟，后来才知道这名16岁的少年用十天翻越喜马拉雅山，奔向他所能自由膜拜达赖喇嘛的国度。我请他回到沉默大叔的小摊吃晚餐，叫了饺子，丹旺吃得津津有味，但提起家人，他低下头来。

“我跟着十多个人，从家乡逃出来，在喜马拉雅山扎营了几天，很冷，后来才徒步到尼泊尔。一过边境就乘车到印度，暂时住在师傅这里。”

这是逃离西藏的标准路线 ：西藏—尼泊尔—印度。家人呢？他说父母双亡，家中剩下奶奶，而她年纪大了，深怕丹旺留在西藏没出路，又无法申请护照让他出国，就请人把他“偷”带出来。抵达印度之时，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有从家乡带来的两套衣服。

我问，想奶奶吗？他抬起头，轻轻点了点头。“我知道，再也回不了家乡了，看不到奶奶了。她要我到达兰萨拉（Dharamsala）上大学继续学习藏族文化，她说没有尊者的西藏，早已不是西藏了。”早熟的眼，掩不住黯然。那夜那位少年想家的低喃，汇成的难舍想念，几乎是所有流亡藏人的宿命。

印度开始关起大门

数年后，背包游印度东北区大吉嶺，顺路拜访了当地的流亡藏人自助中心，这是一个完整的社区，包括学校，寺院，三四层高的组屋，老人院，以及手工艺品工厂等。许多老人家身穿藏服，坐在家门外，不停手摇动转经纶，口中喃喃念经，而年轻的女孩则煮饭，或在工厂编织地毯等，感觉与世无争。看起来，印度各地的西藏难民过的还挺不错。而事实呢？

据长期关注西藏难民议题的民权人士观察，相对于尼泊尔，印度对西藏难民比较人道。在1959到1970年间，印度发出登记证（Registration Certificate）予当时流亡藏人，承认难民身份并给予保护。拥有登记证，即表示藏人有居住权，可以工作（限制在政府部门以外），到国内外旅游，同时让藏人社区拥有土地。

1970年代过后，印度政府不愿再签发登记证，造成大量的新涌入藏民面对种种问题。近年来，由于没有登记证，年轻藏人找不到工作；而来自中国的压力，造成印度开始监视打压维权人士，让西藏难民开始躁动。

尼国划地限制藏民

2014年，来到尼泊尔，因缘际会我拜访了两次旅游胜地博卡拉（Pokhara）最大的藏民定居点——Tashi Pakhel。同样的五色风马旗飘荡在四周，一声声“Tashi Delek”欢迎着参观者，一摊摊的转经轮以及藏式纪念品展示予来者，原来这里早已经变成了观光区。我婉拒了所有渴望的邀请，散步到村内的大树下，透一透气。

树下早有一些老藏人在喝茶聊天，一位友善的老奶奶问我来自哪里，就打开了话题。来自西藏神山冈仁波齐峰的她，也在1959年与3位姐妹一起逃出来。由于那时任谁也没经验，结果在山脉里兜兜转转了3个月才抵达尼泊尔，忍饥挨冻的90天逃难日子，让筋疲力尽的她们再没余力就住了下来。这里谁不是逃亡出来的啊，她说，云淡风轻。

尼泊尔的生活如何？她说，很苦。由于流亡藏人只是“难民”身份，尼泊尔政府划了难民定居点，却限制了他们购买定居点以外屋子的权力；年轻藏人连难民身份证也没有，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很多赋闲在家，或者就留在难民村，靠手工织品与售卖纪念品过活。“你看看，我们这村就有六，七百人，大都在卖手工品讨口饭吃，但游客有几人？我们撑下来了，年轻人呢？大家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在邀请我去她家看手织羊毛藏毯之时，她也透露，尼泊尔的老藏民可以到印度旅游，她就曾三次到印度的达兰萨拉朝见尊者，但要申请印度之外的国家旅游或探亲的话，“很难，简直不可能。”

从1959到1989的30年间，尼泊尔政府承认从西藏逃亡而来的“难民”身份，并给予他们难民身份证（Refugee Certificate，简称RC），让他们拥有在尼国永久居住，自由旅行等的权力。1989年，中尼重新建交，中国给予可观的经济援助，尼国政府回报的方式就是，不再签发RC，让出生在90年后的藏人失去了基本的保护。尤其在2008年西藏爆发大型抗议示威事件之后，尼国对当地藏人的控制更是变本加厉，禁止他们集会与示威，在敏感时期甚至派驻警察到加德满都的寺院与藏人定居区监视与随意逮捕维权人士。

目前，留在尼泊尔的约2万名藏民，面对着失业，无法从事商业活动，机车执照被取消 [注1]，难以自由旅行的种种问题，这不但助长了歧视，同时常常被逼以贿赂的方式来解决。

留在西藏的人，没有最基本的宗教与言论自由；在印度与尼泊尔的流亡者，没有回家的自由，也受到压制与歧视。自由、正义、自决，曾是他们所追求的未来，转眼50余年已过，那个未来还在轨道上缓慢行驶吗？老奶奶与一群老藏人微笑目送我离开，手里的转经轮却没停过，让人想起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流亡藏人念兹在兹的故土故人啊，何时能再见？

注释：
1. 2011年加德满都交通部突然取消了藏人的机车驾照。


曾慧玲背包十年，以出走当生活。记录旅程的方式，就是听当地人说故事——多段“听见”，编成我的世界人文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