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法院今日是根据第一被告阿兹拉（Azilah Hadri）的手机通话记录，加上第二被告西鲁（Sirul Azhar Umar）无法解释，为何其家中一件外套藏有蒙古女郎阿旦杜亚的首饰，因此判定两人谋杀罪名成立。

联邦法院五司今日一致推翻上诉庭的判决，改判两名被告罪名成立，并且面对死刑。

联邦法院五司是以首席大法官阿里芬为首，其他法官包括东马大法官理查马拉尊、联邦法院法官阿都哈密（Abdull Hamid Embong）、阿末马洛（Ahmad Maarop）和苏里雅迪（Suriyadi Halim Omar）。

由苏里雅迪撰写的判词也表示，法院认同控方已经证明两名被告拥有共同意图。

“从找到案发地点和死者拥有的特定物件，因此这些资料是从被告（阿兹拉与西鲁）获得。”

“阿兹拉的通话记录显示，他曾经从案发地点打电话，其不在场证据不能成立。没有人可证明他于案发时间身在武吉阿曼或旺沙马朱。”

证据与声明不一致

“西鲁在庭上所做的声明不够分量，不是因为它并非宣誓声明，而是因为其故事不一致。”

“尽管其未经宣誓的声明自称，在阿都拉萨巴京达家外就不再涉及此案，但是随着发现死者的遗物，如在他车上找到有血迹的拖鞋，他家里找到死者的首饰，以及其轿车被发现在哥打白沙罗收费站前往本查阿南，已经完全击溃其声明。”

根据阿兹拉的不在场证据，警局日记簿显示他当时身在武吉阿曼，并在较后与女友在旺沙马朱用晚餐。

不过，阿兹拉的前女友未被传召出庭供证。

不接受日记为证据　

苏里雅迪指称，阿兹拉与西鲁乘着西鲁的车子去到本查阿南，而他们大有时间、机会与空间在那儿筹谋这起罪案。

苏里雅迪在判词中表示，尽管上诉庭责备当初承审的高庭法官莫哈末查基（Mohd Zaki Yasin）并未考量有关警察局日记簿记录阿兹拉当时身在武吉阿曼一事，惟这本日记簿内容显示的是阿兹拉于当天晚上10点18分在武吉阿曼领取枪支。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认同上诉庭的裁决，即这本日记簿在本质上是可以被接受，且通过验证。”

“查案官在供证时阐明确有这本警局日记簿，但他并非这本日记的记录人，唯有亲自记录的人士才能确认此事；在这获得证明之前，一切仅流于道听途说。”

“（辩方）仅凭着不在场通知，以及一份未经证实的警察局日记簿，（高庭）宣判表罪成立，也不会令人意外。”

苏里雅迪表示，警察充公阿兹拉的手提电话，并根据其通讯记录，显现他当晚先于10点43分在梳邦马来甘榜打了一通电话，较后约晚上11点16分在本查阿南打了2通电话。

本旦阿南是阿旦杜亚被发现谋杀与炸尸的案发地点。

通话显示身在现场

“众所周知的是，梳邦镇（Pekan Subang）与梳邦马来甘榜，是很靠近本查阿南。这跟（阿兹拉辩称不在场的证据，即身在武吉阿曼）有一大段距离。”

“另一个很明显（的论据）是，（案发时）无法在旺沙玛珠与武吉阿曼侦察到阿兹拉打出的电话（讯号），这两区距离本查阿南命案现场很远。”

“简单来说，通话纪录显示的是，答辩人当时身在本查阿南，而不是其他地点。这跟阿兹拉指称本身当时在武吉阿曼领枪，后于晚上10点20分去布城的说话，并不相符。”

“当通话纪录证据被接纳，而警局日记簿（证据）变得薄弱，那答辩人（阿兹拉）的不在场证据，也只是否认谋杀控罪而已。”

引警方至案发现场

联邦法院也满意，有关2名被告指引警方至案发现场的证据。

“西鲁独立自主地指引警方到罪案现场的行为，仅令他俩的检控更为有力。他们在此，独立地带领警方至偏僻与位于高山的罪案现场，并找到阿旦杜亚的遗骸。”

“逻辑推论，他们一定在更早时候就在那儿了，才能成功并正确无误的鉴定这个罪案地点，而乘坐的正是西鲁驾座。”

“一切指证答辩人（阿兹拉与西鲁）的证据，并不只是在本查阿南山上而已，甚至可追溯至他们上了西鲁车子开始。”

推翻上诉庭的裁决

苏里雅迪表示，控方在此案提出充俗的证据，法庭可以做出安全的结论，即答辩人并无法提出合理的怀疑。

“因此，（我们）推翻上诉庭的裁决，并恢复高庭所做的罪成与强制死刑裁决。”
　
不传随扈并非不公

至于控方被质疑未传召时任副首相纳吉的随扈慕沙沙菲里（Musa Safri）上庭一事，苏里雅迪认为，慕沙沙菲里与阿都拉萨巴京达之间，仅是讯息往来，这并非严重争议之事。

“我们也观察到，慕沙沙菲里不曾指示阿兹拉，如何帮助拉萨巴京达，但只是被告知要与他见个面，阿兹拉的行动受到本身情感与决定支配。”

“因此，我们结论，不传召慕沙沙菲里或者不将往来讯息作为呈堂证据，并不会对答辩人不公平。”

“不能在此援引1950年证据法令第114（g）条文，提出不利推论。”

上诉庭在裁定阿兹拉与西鲁无罪释放时，曾表示控方未传召慕沙沙菲里，乃检控的一项致命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