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代的抗争，不一定要悲情地抛头颅撒热血革命。示威，早不再是控诉资本主义，压迫与不公义的唯一手段。当对“街头”的想象，超越了民愤爆发的终点，俨然成为实践民主的起点，来自香港的3名剧场工作者用行动说：不妨搞艺术吧。

香港社区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莫昭如跟其他社运先锋一样，早期屡屡参与示威，挑战极权与资本主义。但他没厮守和局限于特定的抗争形式，随着经验累积、岁月洗礼与见识手段的多元化，他鼓励，民众参与、推动和利用艺术创作，向资本主义宣战。

他举例，排戏后回家吃饭，减少到豪华餐厅进食。其实也无形在改变以往的消费模式，颠覆为消费而消费，为购物而购物的生活习惯。

《N+N》槟城首映礼

香港出生的莫昭如（左图），拥有有多重身分，从策展人、表演艺术家到戏剧导演，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展能艺术的发展。从70年开始，他积极参与香港的社会运动，并创办《70年代》双周刊。他也曾多次在香港策划国际行为艺术节，是两届“香港作动：行为艺术计划”的策划人及艺术总监。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也在许鞍华的电影《千言万语》开场的14分钟亮相，以街头剧叙述香港社会运动历史。

前几天，莫昭如、独立剧团“好戏量”的杨秉基和赖恩慈，受本地文化工作者张吉安经营的《茨厂家．乡音馆》邀请，配合成立一周年到吉隆坡与槟城，参与《香港心事：茨厂街社区艺术交流周》系列活动。

在乔治市世遗区槟城易舍养静空间举行的槟城场，共有两项活动（17日和18日），即“香港心事：或是革命，或是艺术”主题讲座和叙述香港老社区拆迁的电影《N+N》大马首映会，合共吸引50人赴会。

民族主义为落伍观念

赖恩慈、杨秉基和莫昭如分别在《N+N》，担任导演、监制和演员。留着一头白发的莫昭如娓娓道来，他70年代参与社运，反抗资本主义对人类与环境的剥削，意识形态上倾向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品牌参差不齐，某些品牌就像牛奶一样不适合人类服用。

“我们相信解放社会主义，不觉得需要类似中共的先锋党。他们的问题是，一直深信自己正确无疑。殊不知那是祸源，最终往往迈向极权专政。”

曾参与中文运动和身为保钓中坚分子的他笑说，本身笃信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对他而言，是何其落伍的概念。

“参与保钓，其实是为了抗议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私相授受。”

盼人人掌握抗争手段

他犹记得，1971年在中环德己笠街日本文化馆的示威，政府动用苛刻的公共秩序法令拘捕民众，3个人若穿同样颜色的衣服，都会被归类为非法集会。

“当然，我们没有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种令人闻风丧胆的《内安法令》。尽管如此，面对无情的打压，社运份子毅然采用了一连串的公民抗命，争取示威的基本权利与空间。”

他说，政府越逮捕越凸显权力的不合理，他们则继续组织群众到维园示威。不过，他承认，当时的抗议行动颇单调乏味，通常是由人上台正经八百地喊口号，其他人跟着喊。

“最终，我们萌生使用不一样的表达形式，即街头戏剧和表演的念头，希望抗议手段不只掌握在是一两个人身上。”

欣见乔治市古屋幸存

1997香港回归，结束了英国殖民岁月，迎来一个未知的“50年不变”允诺。迈入2014年，香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到本土身分认同，促使新一代人在人民广场上，面对前所未有的民主诉求，在新旧交替的17年回归，香港人究竟有何难诉的“集体心事”？

显然，资本主义并未因近年一波一波的挫折而退场。莫昭如在《N+N》中饰演的“木子”叔叔呈献一场行为艺术，落“发”咆哮地产霸权无“法”无天，官商勾结操纵市民的生活。而在全球资本主义以发展之名，摧毁他人的家园、铲除城市的记忆之际，他欣慰和感动，槟城的战前古屋幸存下来，不像吉隆波的茨厂街逐渐被逼让路给发展。

“这令我想起香港和中国，中国许多古建筑物已不见了。一是文革时被红卫兵破坏，庙宇、艺术品等都被摧毁，回不了头而悲痛。毛泽东失势，仍相信自己的那一套正确无误。他觉得邓小平和刘少奇等走资派将为中国输入资本主义，但他本身的那一套也行不通。”

“他以为红卫兵可打倒走资派，邓小平最终却卷土重来引入资本主义。结果，共产党本身都不相信共产主义，只崇仰权力和金钱。如今，中国也以追求生产总值的模式马首是瞻，一些东西为了发展而被摧残。”

实习民主社会的生活

第二天播映的《N+N》正是讲述着这样的故事。慈祥爷爷与精灵孙女居住的菜园村，为了让路高铁而消失在地图上。二人以富贵竹祝福城市，遇上更多因发展而被毁家园及心灵的城市人。

电影尝试叩问，无论是活化工厦被强迫收楼的艺术家，无根的八九十后、比下有余的中产、被视而不见的摄影师，还是热爱乡土生活的爷孙，面对无情推土机及失败政策，能否竭力保存急速流失的集体回忆及每一棵有生命的树？

导演赖恩慈（洋名Mo，左图），毕业与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大学时期，她曾旷课两个月远赴南美洲，跟莫昭如和长毛（梁国雄）等参与“好戏量”有关切哥瓦拉的考察和拍摄工作，感受到戏剧为社会发声的功能。她之后参与了争取最低工资和解放压迫等主题戏剧，除了学到思考、表达和分享，世界观也有所改变，深深体会戏剧能够成为革命的演习。

“艺术是最强的行动，足以改变思想和实践。雨伞革命的占领，是理想的公共空间实践，让参与者实习如何在民主社会生活，所以也是一种民主生活的彩排和复述。你发现，大家发挥所长，服务和创造一个美好社会。这一代的人供不起楼，但学会扎营，获邮差送信，彻底改变昔日的生活形态。”

民众不纯属一组数字

不仅如此，担任《N+N》监制的“好戏量”创团艺术总监杨秉基表示，他们将《N+N》带入主流戏院播放，除了能让一般民众有机会接触此课题，也间接让戏院少播一场低俗的电影。

“这个社会或者已不再打游击，艺术成为另一个介入改革的手段。我们曾思考，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艺术，为街道带来一些改变？接着，又要如何从参与中创造新的行动。戏剧需要人，通过观众的反馈，开创新的可能性。”

他说，雨伞革命是反国教、捍卫天星皇后码头和高铁等运动累积而来。民众不再是示威上一组“不甚精准”的数字或草芥的埃尘，比如菜园村的示威携带富贵竹跟街坊结缘互动，献上祝福，不只是在空荡荡的街道游行。

“这印证了我一直相信的：好剧本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

他接着分享说，他们在雨伞革命的占领区表演时曾思考，是否应该使用麦克风，因为手握扩音器（发言）象征着一种权力，其余在场者的地位是否平等，“我们要政府聆听，我们自己呢？”

“全球的占领运动属一脉相承，尽管议程不尽相同。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延续和探索出路？或许，又需要有人采取某种行动来改变了。比如，莫昭如一开始建议，在巴士贴纸留言，诞生了后来的旺角巴士民主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