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一笔之力

先来谈一段个人的经验。有一次去看病，碰巧遇到一位健谈的印裔医生，这位医生同时也是为作家。问诊结束后，他跟我聊起他用淡米尔语书写印裔社会的政治、社会、经济题材的小说。

他希望自己的小说，可以跟中文读者一起分享，就问我是否有办法让他的小说译成中文？我不谙淡米尔语，无法胜任。医生提出解决方法，他去找人（或自己来）先把小说译成马来文或英文，再转译成中文。这不失为一个好建议，但此事后来却因一些缘故不了了之。

如果当初真的事成，这很可能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本地淡米尔语作家的著作吧？就个人的了解，此前并没听闻或接触过任何直接或间接地从淡米尔文译成中文的本地著作。这不禁让人感到纳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种语言无法直接碰面？

华人南来至此，迄今数个世纪，本土化工程持续不间断。例如，华人与马来人的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15世纪，当时中国明朝的四夷馆用中文编了第一部马来语词典《满剌加国译语》。此后，直至19世纪中期，又有人编纂华马词典，如《吗黎话》（1849）、《通夷新语》（1877）等等，它们都是以汉字书写，并以方言作为语音拼写的。约莫此时，峇峇华人社群大量地把中国古典文学译成峇峇马来文，此盛大工程直至20世纪50年代，因峇峇社会淡出历史舞台才逐渐没落。

中巫翻译的隐忧

踏入20世纪，新客华人开始从事马来民歌翻译，而马来新文学的翻译，则必须等到40年代末才开始。进入独立建国呼声响彻云霄的50年代，更是在华社掀起学习马来语（国语）的热潮，字典的编撰、语法书、语文刊物纷纷推出市面。

上述简略的回顾，说明了无论是中文译成马来文，或马来文译成中文，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但却不无隐忧。1971年12月，梅井在《文学》（Dewan Sastera）发表一篇探讨华巫翻译意义的文章，点出问题。

他指出：“不得不承认，国语是可作为一个统合国内不同文化的工具，并在各族之间建立友好、和谐与宽容的情感，特别是推动国内各文学的翻译与结合的努力。其实，我们对国语，也就是马来西亚语，寄以厚望。”

他接着说，“唯有如此，我们重要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通过翻译国内文学作品来建立国家文学。”

在高度肯定了“翻译”的重要性之后，他在文末提出另一个重点，即翻译的工作不应该只依靠华人，马来人也应该想办法掌握中文，以便深入地了解华人社会与文学，然后与华裔翻译者并肩合作。

然而，多年来的实践所见，华巫之间的对译，其责任可说是几乎全落在华人身上，尽管也不是完全没有精通中文的巫裔专家，但就翻译角度看，前述判断仍是可成立的 。

何以至此？一个关键因素，当然是马来语被立为国语，所以国内所有人/各族群都必须掌握此一语言。既然马来语是各族都掌握的语言，而在一般情况下各族群又不乏深谙自身母语的专才，那么特别栽培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专才，是非常多余的工作。

中淡文无直接交流

这是国语，作为国内一切语言之中心（英语是另一个更强大的中心，但为简化论述，此处不引进英语的讨论），在翻译领域方面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对译工作不对等地由少数族群承担。

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本文开头所提的情况，由于马来文的普遍性，尤其在成为国语之后，它可以与一切国内的语言发生直接的关联，也就是国内任何一种语言几乎都可以翻译成国语（反之亦然），那么在这语言之中心以外的其他语言，例如淡米尔文与中文，彼此之间就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只需要借助国语，建立非直接关系即可。

于是，我们似乎不曾听闻过，中文与淡米尔文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语言文化交流。词典、语法书、语言刊物，一概欠缺，双方似乎是躲在各自的暗角，透过国语这个翻译中介人，以非常曲折地方式做间接的沟通。中文与淡米尔文尚且如此，更妄论其他更为弱势的语言了。

第二层翻译变成多余

在理想的情况下，国语还可以是翻译中介人，也就是指淡米尔文、国语、中文三者的关系中，至少还可以有双重翻译：淡文-国语-中文（或反之：中文-国语-淡文）。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国语的普遍性，其强大的程度足以让第二层的翻译直接省略掉。换句话说，淡米尔文与中文的沟通形式，可以简化成：淡文-国语（或反之：中文-国语），因为国语是大家都懂的语言，第二层翻译也就是多余。

作为一国之普遍性语言，它就如一国之通行货币。货币是在所有商品中脱颖而出的商品，成为货币之后，从此一切的商品交换都以它为中心，一切商品的价值都透过它来表现（桌子的价值就由它的价格表现，例如RM100），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物物交换）也就没必要了，透过一般等价物（货币）作为中介就可以完成交易，物物交换于是为人所遗忘。

同样的，国语在一切语言中脱颖而出，成为普遍语言，从此一切的语言都以它为中心，一切语言所承载的内容价值，都得透过它来表现，才能为全体国民及其他族群所认知。非国语的语言，彼此之间的直接翻译并没必要了，因为透过普遍语言（国语）作为中介，我们就可以完成间接的意义转换。犹有近者，就国语的普遍性而言，甚至翻译也是多余的了，我们大可直接运用国语来表述，而这正是多年来许多马来文知识精英所渴望的：

“广泛地教导国语，与国语之传播开去，在将来成为本国唯一的言语。于是，我们就要努力务使我们的文艺与文化将来是只使用一种言语，即我们的国语。”（见Ismail Ahmad,<必须拆毁言语的障壁>，载自《马来语月刊》，页10，鲁白野译）

避免过度垄断权力

以上长篇大论，目的不是否定国语，而是避免使国语过度的垄断权力，导致其他语言文化的边缘化。如果把国语类比为一国内的货币，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维持货币的运作之余，恢复物物交换，乃至创造社区货币。透过这样的方式，限制货币的角色（但不否决它），从而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

因此，作为非国语，中文、淡米尔文乃至其他更为弱势的语文，彼此之间应当自主的、且自愿地尝试直接发生关系，书写彼此的文化交流史，透过这样的方式，才有办法否决国语垄断一切权力的局面，让国语仅仅维持在相对中心的位置，而不是处于绝对化的中心。

吴小保，博大外文系中文组毕业，目前是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