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读立自主

香港公民抗命运动延烧逾三周未退，回头思考促成这场声势浩大的抗争运动的背后因素，对于仍然有志于抗争的群众而言，必有可借鉴之处。香港雨伞抗争展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让人赞叹。

要让人数众多的抗争群众，对于抗争运动的基本诉求，拥有相对清晰的把握，这必然涉及到抗争者曾利用不同的管道，对于大众进行了长时间的宣导。这里，我们可以审视当地一些与抗争主题相关的刊物，分析这些读物的处理手法。

因应香港抗争运动而生的书籍至少包括了杂志《Breakazine》，2013年出版的《反抗就是罪名》以及今年8月才出版的《72511见证公民抗命》。上述三种书籍，都可在本地某书局找得到。其中，杂志《Breakazine》至少已出版了27期，殊不简单。

抗争民众与政党的疏离

上述三种读物有两大特色，值得注意。第一，这些读物在论述方面，都带有明显基督教的立场。这又可以说明，当地至少有宗教团体勇于站在拥护抗争群众的立场上。当然，基督教对于香港抗争运动的影响，已是另一个重大的课题，这里不便作出详论。

第二，这些读物的论述立场，代表着一般参与过抗争运动的普通市民的观点，几乎与任何当地政党的立场无关。这一点，可以大致说明香港民众对于从政者的不信任，因此才要亲自发声，不让任何人或团体代表自己。

香港这种情况，与马来西亚国人过度依赖反对党代为发声的现状，形成强烈的对比。

港警失控恶行早有记载

香港警察在整场雨伞抗争中，肯定是最大的输家。只要稍有留意面书上流传的众多视频影像，自然得知香港警察的不懂自制。香港警方的举止频频失控，以粗暴手段对待抗争人士的画面一再传出，专业形象在世人面前毁于一旦。

然而，香港警察的失态行为，近几年早有太多的先例可循。《反抗就是罪名》一书就有大量的记载，说明香港警察自甘沦为政治工具的种种案例，利用各种程序或手段威吓示威人士，如直接把示威人士当成罪犯看待，要求裸体搜身羞辱示威者等等。本地读者即便对于类似的情况毫不陌生，但读了相关的描述，应该也会瞠目结舌。



2012年11月出版的《Breakazine》第二十二号期，以谎言社会作为该期杂志的讨论主题，专访学生代表如黄芝峰，社运分子长毛梁国雄等，探讨何以大人世界总是充满谎言，题目直指社会弊端的症结所在，极具可读性。

抗争书刊载大篇幅访谈

但话说回来，从《反抗就是罪名》到《72511见证公民抗命》，从书名的设定，就已经值得我们多加分析。尤其是见证一词，更是带有基督宗教的意味。参与抗争俨然成了类似洗礼的仪式，但凡经历过抗争运动，尤其是曾在抗争过程中受到执法人员不同程度的打压，仿佛成了感受重生经验的重要时刻，从此成为抗争新人，一同承担起改变社会的责任。

不难发现，以上所提及各类与抗争主题相关的刊物，在内容编排方面，都有明显的共同地方。书中的内容囊括了对于抗争事件的深入报导，参与者的自我剖白，对于抗争事件的评述以外，还有相当大篇幅的访谈记录。

相比起跟进报导或是即时评论，访谈看重对于言谈的如实记录。因此，更有可能为一般没有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所掌握。当然，好的访谈录依然取决于发问者的提问能力，有否把关键的问题提出，并运用一定的询问技巧，要求受访者提供合适的答案。

由于书中相当多的篇幅由访谈录所占据，这也说明了这些书籍为何得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把刊物给编撰出来，而又可确保书中的内容，具一定的份量。本地的抗争人士若能参照香港社运人士的做法，相信必能丰富日后大马的网络媒体，针对抗争运动的书写模式。



有助深化读者抗争坚持

访谈录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可以让各种不同的意见，通过访谈的方式，见诸于世。这一点在威权社会里头，尤其重要。在威权政体的统治之下，由于缺乏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不同群体之间的真正想法不容易显现出来。

这种情况的存在，导致了社会若要取得共识，将会变得异常困难，因为不同群体之间根本不清楚身边人在想什么，自然就连谁是同路人也不知道，所有人都在孤立的状态中苟活。这种情况不改变，变革就无从发生。

尽管无法掌握上述出版物的具体印刷量以及销售量（除了《反抗就是罪名》，书中列明初版印刷两千本），更没有办法得知这些刊物，对香港群众造成多大程度的直接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读物的内容，有助于深化读者对于抗争行动的坚持。

如果上述的推断成立，香港的情况则说明了文字记载对于延续行动所起到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缺乏对于文字记述的重视，当然又跟国人依然畏惧阅读，阅读行为始终无法成为国人普遍的习惯这个更大的问题相关。而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社会的抗争热诚无法生根，最终逐渐消退，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是否做好充分准备？

不过，印刷物品的传阅率始终有限，根本无法与网络媒体的作用相提并论。事实上，这次的雨伞抗争得以持续，主要还是靠网络即时传达讯息，串联群众。但不要忘记，香港更为成熟的书写环境，拥有更多熟练的网络写手，随时跟进报导抗争现场的情况，抗衡香港主流媒体对这次运动的不闻不问，或有意的扭曲事实，功不可没。

这一点，自然又是我国抗争者所羡慕不来的优势。但如此一来，更为严峻的叩问立刻摆在我们的眼前——在下一波大型抗争运动到来前，我们是否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应付来自各方面对于资讯量的庞大需求？



当主流媒体都逐渐为政府所控之际，网络平台便是威权政体下抗争者的最后依靠。回观年头在台湾上演的太阳花学运，到今天的香港雨伞抗争，各种制作专业以及资讯准确的懒人包，适时地在网络上出现，为运动的正当性赢得当地民众的认同，甚至是获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后续的声援，都起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我国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说明了同样的懒人包，可能要以至少三个版本呈现。如此一来，制作的程序何止倍增，方能达到凝聚共识的效果。我们对此都准备好了吗？

静默式抗争模式值一试

国内的社会氛围，正处于人人意志消沉的状态，已是不争的事实。大选过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至少是整个华社普遍上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可以借用香港学者吕大乐在其著作《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里提及的观点来概括，即处于所谓“互为不存在”（原为学者雷競旋的概念）的境地。

政府与民众互当对方透明。政府的各种行为，再无顾忌，越趋肆无忌惮；民众因迷茫失落，也甘于逆来顺受，几乎毫无反应。国内低迷的气氛，说明了抗争人士所面对的各种掣肘，更为严峻。抗争若要成事，就必须先在现有的闷局里打出缺口。

访谈所可能企及的效果，倘若结合现今社交媒介的便利，应该极具可操作的可能。至少对我而言，这种静默式的抗争模式，值得一试。

最后，下一本书写这次极具划时代意义的雨伞抗争书籍，相信已在筹备当中，绝对值得期待。


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