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此城彼城

香港雨伞革命开展至今，虽局势多变，参与者的目标和立场却非常清楚，始终如一：要求真普选，争取香港民主。运动价值不因另辟战场或路线分歧而有丝毫更动。

民主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但民主的辩论焦点却非论述主线，因反占中的主要论述都不谈价值，主要挑战手段和目的。不谈价值，有两种情况，也反映了两种反对态度：一是深知在香港社会挑战民主价值等同挑战社会共识，中立者可能会被激怒，较保险的方式是创造“外国势力”阴谋论，说服民众这是一场“真阴谋，假民主”的运动，“我们”要爱国团结抵抗外敌。这派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叫做“大中华胶”。

第二种态度是认同民主价值但不认同“占领”的手段，认为抗争应该在不影响社会运作的前提下进行，这类称为保守民主人士，在香港的语境或称温和民主派，但近几年香港民主派别的分界好像没有那么对立，被称为温和派的占中三子却采取“违法”的公民抗命。因此，我称之保守民主人士是刻意要跳脱香港的政治脉络，不单指某团体或政治派别，而是泛指那些一方面认可民主，一方面拥抱“社会秩序”的人。

在计算机前遥望香港，唯一的“行动”就是按键盘，其实没有什么资格书写雨伞运动。书写是为了梳理近期的观察，遥望香港的同时回望大马，这里“大中华胶”和“保守民主人士”比比皆是，藉此机会尝试与之对话。

关于“大中华胶”及其本质

学者赫绪曼（Albert O. Hirschman）在著作《反动的修辞》里，分析西方19世纪争取普遍选举权运动的反动论述发现，反普选论述指民主会带来反效果，因群众是愚蠢的乌合之众，民主政治和大众参与的结果将是国家的灾难，同时主张权力应该掌握在少数菁英的手里。赫绪曼将这种反动论述称为“悖胶论”，意即“试图把社会推往某个方向，的确可以推得动，但却是把它推往相反的方向”。

现代专制政权压制民主运动时，也常沿用“悖胶论”反动修辞，但说法有点不一样。以中共为例，中共的政权是靠群众打下来的，自然不能用反群众的“精英论”否定民主，中共压制内部的民主化运动，最爱利用曾被西方帝国割据的集体记忆，创造一套“反殖特殊民主论”。这套论调把民主分为“西方的”和“中国的”，力证西方帝国在解殖后意图用“西方式的民主”来颠覆国家主权，民主运动成功的后果将使中国成为被西方操纵的傀儡，失去民族尊严和主权。

这次雨伞革命，现几成笑话的“外国势力”论是最早出台的反动修辞，放在封闭的社会情景里，这套说法可能可以唬唬民众，但放在长期对世界开放的香港，这套修辞实在过时。香港人拥有普及教育和法治精神，整体社会有一定的民主素养。回归十多年后，“念殖”的情绪又不断升高，“外国势力”云云这种骗小孩的幼稚伎俩，鼓动不了人。毕竟所谓的“外国势力”再如何讨厌也曾经带给香港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以及相对尊重人权的法治制度。

“中国式民主”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并不重要。“中国式民主”只是一个虚词，没有实质意义，它的目的是要指认敌人和他者，为人民界定身份。这种中华民族主义的操弄，不单单是政治中国的治理术，也通过文化中国的建构，一直影响着全球华人社会。

大中华三位一体的想象

现代中国共产党运用“文化和经济殖民”扩张全球势力，开展“大中华共荣圈”。文化上，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宣扬中华文化之美，召唤全球华人的民族自豪感，打造大中华想象共同体；经济上与全球华侨建立恩疪侍从关系，搭建海外经济势力网络。

“中华”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民族身份，为政权或集体召唤认同所用，原初目的是要抵抗“外敌”，但最后往往沦为保守封闭。所以，“大中华”在马来西亚的历史脉络里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作为“动”的修辞，另一方面却是“反动”的修辞。

马来西亚华人在争取母语教育权利时，凭借的是不可放弃的华人身份认同，不可放弃的中华文化传承，抗争动力来自民族主义的精神感召。长期的民族抗争事业，是以神台上供奉的大中华神主牌为精神支柱，但长期被国家边缘化所累积的委屈和压抑的心情，如果不自觉地通通寄托到“大中华共同体”，就会形成所谓的“大中华胶”。

“大中华胶”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中共、中国和中华文化视为三位一体，缺一即信仰崩溃。大中华三位一体解体了，神主牌大概也要丢了，“大中华胶”就面临身份危机。于是吊诡的现象就出现了：为了不让神主牌失灵，“大中华胶”无论如何也要拥护中共政权、确保中国强大、反对任何颠覆力量。于是，中华民族认同在马来西亚国内是反抗压迫的动力，当“大中华胶”望过去中国，却是反对民主运动的反动力。

这就是问题所在，“大中华胶”的本质是反民主的，只在意民族利益，欠缺民主素养，价值错乱矛盾。可叹的是，马来西亚保守反动的“大中华胶”不少，“外国势力”论大有市场，每每听到这些反动言论，都有时代错乱之感。

还是中国维权律师刘晓波说得直接，他说：“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谁的秩序？

香港人可以对“外国势力”论嗤之以鼻，但不得不重新思考“社会秩序”为何。目前运动的社会内部压力，应来自“你抗争你的事，不要干扰我的正常生活”的“不阻碍论”。建制派借机捉紧此心态，大力宣传运动“破坏论”，比如占领破坏社会秩序、影响民生等，来削弱运动的合理性和合法化，

一般民众不了解，短期利益要和长期利益需并置，才能算出“占领”街头的社会成本划不划，这方面己有运动人士制作了一张非常清楚的图表，解释落实小圈子选举和占领运动各要付出的社会成本为何，让民众自己评估。



也有一些保守民主派，宣称支持争取普选，但反对占领作为抗争手段，因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运作，会让运动走向失败。这立场的矛盾是，所有的革命都会带来暂时的“失序”，害怕“失序”，又如何推进改革？他们的立场和建制派不同，但反动的修辞和破坏论一致。

我们再次参考赫绪曼的分析。他说，“他们先假惺惺地宣称改革不分新旧都是可欲的，然后又说…新的改革会危害到这得来不易的旧有改革的成就，因此我们万万不能等闲视之，这样的陈述，我们称之为危害论。”

在这里，保守民主派紧守的社会秩序，其实就是赫绪曼所说的“旧有改革的成就”。推翻封建制度后，现代法治国家的精神是社会契约，人民以牺牲部份个人自由来赋权国家权力以强制手段维护社会秩序，国家权力则建立两大臂膀：法律规范和执法单位来行使社会控制。

这套现代国家的法治制度确实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秩序，确保了市民生活正常运作。但是不要忘了，在国家权力垄断法治单位的制度下，社会秩序总是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目的是确保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按照即定的轨迹发展。

国家常常用“维护社会秩序”来压制反对力量，而反对力量也惯以打断社会秩序作为弱者的武器。事实上，社会改革的历史，就是维持现存秩序和反抗现存秩序的斗争，即要拥抱现存秩序，又要争取改革，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欧洲裸街经验的启示

破坏秩序的运动终将失败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菁英的论调。这说法预设了无论是参与运动的群众还是生活秩序被打扰的市民，皆无法自我控制和自我治理，无法在暂时的“无政府状态”维持秩序。事实上，有素质的市民是有可能另创一套市民生存法则，在法治秩序框架外，维持一种自发的秩序生活。

欧洲国家近年开始实验一种交通改革，把街道的红绿灯、交通标志、路标全部拿除，形成没有任何交通指示的裸街（Naked street）。这概念来自荷兰交通专家汉斯蒙德曼（Hans Monderman），他提出的“共享空间”概念是，司机和路人无须按照交通指示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是要根据彼此的需要相互妥协，因此驾驶者要更加注意路况，处处考虑他人。



第一个将“裸街”的理念付诸实践的是拥有4.5万人口的荷兰北部小城德拉赫滕，在实施之前，那里的主要路口总是交通拥堵，交通状况不尽人意，实行之后，车辆平均速度和交通事故发生率竟同时下降。

“共享空间”的概念启发了许多欧洲城市，相续仿效，证明了市民是能够自律和自我治理，铁一般的法律规则不是唯一的皇道。也许有人会说，这一套无为而治的方法拿到发展中国家是行不通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公民素质差，很可能招致反效果。

反动论述总是反智的，如果不千方百计证明人民是愚蠢的，又如何让人相信维持现有政权的必要？在旺角、金钟和铜锣湾的占领现场，我们看到在占领初期就出现了自发的另类秩序，从抗争态度到环境卫生皆然。在旺角，我们还看到有人发起“团结撑小铺”，一一介绍受影响的小店，尝试把运动生活对经济生活的冲击减至最低。

人民有能力自创新的秩序，但在这过程中，一直被以维护现存秩序为名的政权从中破坏，警察和黑社会连手制造街道的混乱，好坐实“运动破坏秩序”之说。唯恐天下不乱的始作俑者是统治阶级，大家不要搞错方向。

“自己”政治学

收钱为中共反动的人，并不是我要对话的对象。我要对话的对象是，真的有付出感情的国内大中华主义者，以及真心相信民主的保守民主人士。

我要说的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等于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文化不一定要支持中共政权，借用现下流行的运动潮语，我们可以：自己的文化自己救。

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警觉反动以社会秩序之名，行维护政权之实。借用现下流行的运动潮语，我们可以：自己的秩序自己订。


曾丽萍，毕业于新闻所，曾据任记者工作，目前在传播学院误人子弟。阅读兴趣包括城市、性别、现代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