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不安时代

新学期刚开始不久，学联和学民思潮两大学生组织发动全港罢课，为“占领中环”运动揭起了亮丽的序幕。参与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不再如常回校，而是到了位于金钟的公民广场参与公民课，实践“罢课不罢学”的精神。这是史无前例的，不单是因为学生以罢课响应对人大方案不满，还有的是百多名学者义教公民课，深化学子们对民主的理念和认识。

诚如岭南大学的学者许宝强所言，不罢学比罢课更激进，因为只要全民一起学习，真正的思考民主与自身，这个社会就会彻底的不一样。

在好几个风和日丽的罢课日里，学生学者市民围坐一地，在添马公园的草地、立法会前的停车场，以及那个在反国民教育时，挤满了十多万抗议的市民，后被民间命名为“公民广场”的政府总部前地，从民运历史、空间政治、女性主义到解放神学，参与者无不踊跃投入。

公共领域的具体呈现

这比起在大学课室内，那个为了满足出席率、准备期未考、担忧学分的扭曲的学习模式，这里更像是理想中的学院，又或是更接近如哈伯玛斯所言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具体呈现。

事情的逆转，是始于政权以暴力手段对待和平的示威者开始：学生带头重夺被封锁的公民广场，学生领袖被捕并长时间拘留，警方又向和平示威者发射多枚催泪弹……体制内鹰派的策略没有成功压倒群众的力量，反而激起了社会整体的反弹和怒火。

吊诡地，国家暴力为整场占领运动注入更多的能量，占领随之形成遍地开花之势，占领区扩散至旺角、铜锣湾、金钟及中环四个地区，高峰时期参与者达20万人。

“没有大会，只有群众”

我，以及好些身在海外的港人，在网络前没日没夜、魂不守舍地跟进最新状况，后来，我们在香港的占领场地相遇，谈及回家的冲动，都不约而同地说起那夜的催泪弹，专制的权力原来可以来得如此横蛮粗暴，逐决定与其在海外干着急，倒不如动身回家。

在这场大运动中，谁都不甘只当历史的旁观者，因为香港才是我们的家，外地的生活再惬意也不过是他乡。

这场被外媒以“雨伞革命”来命名的运动，与过往社运最大的分别（或突破）是运动的去领袖化，“没有大会，只有群众”成为了其中最激厉人心的口号之一，没有任何个人和团体能宣称领导这场运动。能打破过去过度中心、依赖领袖的传统运动模式，除了是因为群众的政治主体觉醒比以往提高以外，还有过去老牌泛民主派政党未能跟上形势，保守的作风无法响应群众的想法。

和平理性的道德勇气

发起“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占中三子，在提出占领到落实的一年多时间中，在民间不断宣传“公民抗命”以及“非暴力抗争”的原则与理念，即使今天雨伞运动的发展，和原来筹划和想象的“占领中环”已相去甚远，但非暴力元素却早已植根在占领者的心中。

因此，占领区内充满着矛盾的结合，参与者占领数区的主要公路，设置路障，与警察对峙，但同时在另一边厢收拾垃圾、回收胶樽和清洁厕所。占领区一切都井然有序，来自外国的社运份子看了也啧啧称奇：“那么多人的示威竟然没有弄破一片玻璃？”

即使在面对警察和反占中粗暴攻击时，占领者都不过是双手举起，口中喊着“和平理性、保护学生”，大家都深明作为无权无势的一方，有的就是凭籍这番集体的道德勇气来展示制度的不合理。

个人自发充实自由民主

强调个人的自发性，参与者不再是面目模糊的群众，而是会思考自身能如何参与的独立个体。草根市民、街坊、主妇拿起麦克风来，在大讲台前侃侃而谈。平常只是缺乏机会，但一发表起来，人人都是街头演说家，比起议员领袖说得还精彩，因为自由民主不再是空洞口号，而是一个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故事。

妈妈们煮汤水前来、建筑工来为路障加固、司机义载物资和接送参与者，这些看似平凡的动作，都代表着个体的能动性，占领者都在自身位置思考能如何参与和贡献，使得整个运动变得丰富多样化起来。

可是，去领袖化和去中心化，在强调个体自发的同时，并不应排斥群众的组织化。建立一个可让众人一起讨论抗争手法和运动去向的平台，并从讨论中凝聚共识，才是真正的民主参与。

本土右翼割裂参与者

可惜的是，本土右翼为了排斥政党、公民组织以及社运活跃份子的介入，以“左胶”等污名去制造运动内部的虚假敌人，再配合民粹式的“谁谁不代表我”口号，来打击一切组织群众的机会和造法，使得原来以个人身份参与、缺乏社运经验、透过网络动员的参与者更为割裂。

缺乏共同决策的机制和讨论平台，导致有关去还是留、运动要如何升级或转化等重要路向，都难以真诚地讨论，只要言谈中稍为触及“撤离某区”、“退守并集中某地”，或是将占领行动转化为日常的不合作运动，都容易被上纲上线地批为出卖或骑劫。

最后，较为激进的声音主导，但承担运动责任、背负司法后果的却是回到学生和社运领袖身上。

学做参与决策的主体

民主的目标必需要透过民主的方法来争取，民主实践的过程是需要通过许多试验的复杂过程。

有好几天时间我就在旺角的某个路障附近：那里该设路障？什么情况下能开放？如何向居民解释路障的合理性？如果面对挑衅时要如何面对？这路障要维持多久？谁能做决策？之前的共同决策在怎样的程况下可以推翻？……都是必需讨论和共同处理的问题，那是一个磨人但又不得不共同经历的过程。

我想，对于许多占领者来说，这都是全新的经验。过程并不顺利容易，如同人们多年来被囚禁久了，如今被释放，面对广阔的天地，手脚也不一定能马上自由地伸展奔跑。

惯于生活在一切被安排好、规行矩步的社会里，在占领期间重新学习，自己是能参与决策的主体，自身的观点如何与其他人互动和调整，那是在街头才能学习的新知识。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