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天下未集

上个月应香港岭南大学之邀，出席于9月20日至21日举行的“华文／汉语的语文政治工作坊”。此工作坊邀请了中港台新马的学者，共同就各地华文／汉语的文化政治问题进行跨地的交流讨论，梳理历史经验，并检视当下问题。

主办方要求我“可以就马来西亚华教发展的历史脈落，或华教与族群及国家认同、与中国关系等问题作分析和阐述，或按阁下认为合适的题材，自行发挥”。我思考良久，决定以“马来西亚国民型中学的华校特征及其保障机制”为题，撰写为正式的学术论文，并在工作坊上发表。

此次工作坊上一共有9篇论文，虽篇数少却很有启发性。有关论文如下表：



这次工作坊除了发表论文，也与其他各地的学者共聚一堂，相互请益，收获不少，其中对大马的华文教育也有不少可以借鉴之处，在这里就概述众学者的论文，及一些感想，与诸位同道分享。

分而治之乃角力的结果

在这次工作坊有三篇论文是讨论香港语言政治的情况。第一篇是黄庭康的论文，其要点是提醒不应把霸权侷限于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而有意识的阴谋计划，因为霸权的运作也可能是因为各种偶发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

作者以港英政府在战后局部收编中文学校为例，由于港英政府的局部妥协的政策，透过不完整的组织吸纳，产生了官立、津贴及私立三种不同类型的中文学校，结果是意外地产生分而治之的效应，阻碍了全体中文学校形成共同的、对抗性的身份认同。黄庭康的观点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英国人的分而治之政策是主动而为，很少去分析其中各种偶发力量的相互作用。事实上，于其说英国人喜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倒不如说英国人善于顺势而为。

事实上，马来西亚的例子可能更能佐证黄庭康的观点。当年马来西亚制订《1961年教育法令》时，其用意是逼迫全体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中学，而不是要把华文中学分裂为独立中学和国民型中学，之所以会形成现在这种局面，反而是因为华社抗争的结果。

另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关中议题，我想巫统可能也没有想过这样子就可以造成华教内部的大分裂，巫统如果真是有意为之，那也太神了。

中共要香港“殖民状态”

第二篇为罗永生的论文，是分析香港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的运动（以下简称“中文运动”）。他认为这是香港战后第一场和平的社会运动，对香港本土社会的发展、华人地位的提升、中文教育的促进，以及继后香港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勃兴，都有举足轻重的深远影响，可是却被人们所忽略，故为文张显“中文运动”对香港的历史意义。论文中引起我兴趣的是亲中左派的立场与观点。

亲中左派对“中文运动”竟是持否定的立场，而且是极尽冷嘲热讽的能事。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要接受中共对香港大局的战略部署。一直以来，中共对回归前的香港的战略原则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因此，为了中共的战略利益，是不容许群众以自己参与的方式去终结这个地方的殖民统治，并阻止会真正动搖殖民体制的运动发生，因为反殖运动所会释放出来的主体力量，不是中共所乐见。

这见诸于现在的香港雨伞抗命运动，就更凸显中共当时的本意是什么。中共要的香港是在“殖民状态”下回归祖国，然后就一直处于“殖民状态”中，以方便中共的管治。



教育过程中的情感面向

第三篇是许宝强的论文，从情感政治的角度切入，分析后九七时代香港放弃母语教育的历史脈络，以及其所带来的效应。在香港教育界，学生要学好英语的主要理由是为了“实用性”和“国际化”，他指出香港教育界这种对于“实用性”和“国际化”的考量，往往不是建基于实证的效果上，而更多是因标签效应而产生的生存策略。

不少中学之所以反对母语（即粵语）教学，主要是担心“中文中学”的负面标签效应令学生流失，甚至有“杀校”（即学校关闭）的风险。此外，对于普教中（即普通话教中文）也有所批评，认为由于太强调规范中文，最终会导致学生为了减少犯錯而令文章内容贫乏。

作者最后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那就是有关教学语言的讨论，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什么是教育？尤其是教育过程中的情感面向。作者认为有效的语言教育，不是靠转換授课的“语言”就自动会成功，还得因应在地社会脉络，以学习者的兴趣和能力为中心，在这过程中，学习者的情感投入能否维持，是至关重要。作者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容许师生采用更为弹性的教学语言政策，不再贬抑母语教学。

北京对港澳“分两步走”

讨论中国大陆地区的论文也有三篇，不过，在这里只分享其中两篇，一是陈永杰的论文，二是陈乃华的论文。陈永杰是讨论中国的语文政策下，广府文化与广府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在2010年7月25日，广州爆发了“撐粵语”运动，作者认为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以抽象的文化符号而不是具体的经济利益或环境威胁为对象的示威活动。

作者在分析中国的语文政策时，特以“区域语言”来代替“方言”，因为作者认为“标准语言”往往是政治产物，站在语言学的角度，同一个语言家族中的不同分支，彼此之间并无高低之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粵语归类为普通话之下的“方言”并不容易说得通。

作者论文中也提到，广东是中央特批本地媒体可以使用本土语言的省份，所以使得粵语的社会地位较高。可是，当港澳回归后，中央就希望收紧粵语，开始高调在广府地区谈推普，希望广东能像其他省份一样，把普通话摆在一个主要地位，而本土语言则处于从属地位。

至于港澳地区的推普政策，则有不同的做法，因为对北京而言，最大的語言竞争者是英语。所以，是分两步走，首先暂时保留粵语的首要用语地，以使英语成为第二语言，而普通话就与英语争夺第二语言的地位。其次，就是在中小学设立普通话，以普通话教授中文，从青少年儿童着手，抵消粵语入字所产生的区域身份认同的作用。

在这里，如果作者能引用新加坡的华语运动作为反例，就更能解说这两步走的策略是正确。最后，作者在论文中引述说，在当下语文政策之下，未来的形势只能是普通话完全取代粵语，像当年的台湾一样，广东出现一种有本土腔调的普通话（即地方普通话）。

安多人走的体制内变革

陈乃华的论文是讨论现代中国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应该如何容纳族裔上的“他者”（即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的民族语言，与作为公民身分的普通话之间应如何协调？虽其论文讨论的是中国的情况，但其所提出的问题是有普遍性，绝对适用于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上。

这里稍为解释“安多”这个地方，原来整个大藏地区是分为西边的卫藏、东北边的安多及东南边的康。一般我们所理解的西藏是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而安多的特殊性是其介于汉藏之间，数百年未受西藏政府统治，文字上是与西藏相同，宗教也一样，但口语的方言几乎是不能相通的。

其文令我很有感受的是安多知识份子选择作为“体制内的知识份子”以进行“体制内的变革”的策略。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在既有的强国家格局下，通过向上晋升的方式，在决策与行政层面发声，占有一席之地。……投身在出版业与教育业，办建学校，提供出版的方便，为藏语文的基础教育著力，作好根基。他们的看似平和，甚至有些保守的身影，却有著绝对坚持的态度”。

华文教育华文教学之差

在星马方面，就是魏月萍和我各一篇论文。魏月萍的论文是以“语言认同”来探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新加坡自90年代后，华校的消失导致华文教育的重点在于华文科的教学，所以，论及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很大部份的讨论是集中于华文教学、华文课程和双语教学三方面。在国家强大力量的介入和意识形塑下，语言自主和语言权利问题是没办法能有效地去讨论。而母语教育也禁止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以免引发族群间的紧张关系。



而所谓的母语教育是以第二语言教学法教授。文中有引用中国学者周聿娥的看法，认为：“（新加坡）已由‘华文教育’转为‘华文教学’。一字之差，反映了质的变化”。換言之，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只是华文科目的教导，而并非属于文化认同的教育体系。

这如拿马来西亚的国民型中学来参照，那个差距就很明显。马来西亚的国民型中学虽是一科华文，但华文科始终是第一语言教学，也坚持及教导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所以，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还可称为华文教育吗？二语教学法的“母语教育”还可称为母语教育吗？这两个问题是值得深入去讨论，有兴趣者或许不妨参阅我在今年华研双年会发表的论文：《华文教育及其学科定位研究之回顾与分析》。

各国语言政治的参照借鉴

我的文章主要是針对一个核心问题，即国民型中学是否应该视为华校。事实上，針对这个课题，我也没有正面去处理，而是转为调查及分析其华校特征还保留多少，所以，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去解决原来的问题。这篇论文是建基于之前我独立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2012年国民型中学华校特征调查报告》。后来，星洲日报依据这份报告做了一个专题。所以，我就不细述我的论文内容。

不过，这里就有一段小插曲，我的论文回应人雷秋明私下问我为什么我这篇论文和星洲日报的专题这么熟口熟面，我告之我就是那份报告的撰写者。她就问，为什么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呢？我就愣了一下。其实，我不是很在意我名字有没有出现，可是给她一问，我就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被人怀疑抄袭的问题。在学术界里，论文抄袭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关系到个人的学术生涯能否走的下去。现在，我论文在我的报告的基础上改写，却被人怀疑抄袭，这个问题大不大呢？因此，在这里就顺便做个交代。

现场的回应人及出席者对我的论文提出不少问题，也都不容易回答。有的是从研究目的上提问，如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国民型中学要坚持是华校？为什么要去研究“叛徒”呢？有的是在方法论上的提问，如这份调查是如何进行？是否有偏差？所谓的社区联系，除了家协、校友会及社团外，还有其他的部份如何处理？华校特征如何定义？独中可以参照这个分析框架吗？有的是从策略面上提问，如体制上的保障才是根本，这要如何去争取？中国政府是否能够提供支援？孔子学院的影响又如何？以上种种问题，在现场只是简略做了一些回应，但如要全面回答，则还需要时间好好地沉思。

综合上述可知，我们如从语言政治这一更大的框架的视角来反思马来西亚华教问题，就会发现在全世界有语言政治问题存在的地方，都会有类似之处，大马华教并不是孤例。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参照、启廸及借鉴。这对我们从事华教工作者而言，出席类似的研讨会，是可以藉此拓展视野，在面对现今华教纷乱的情势，能有一个更广、更高的思考空间，去探索华教未来的方向及策略。


黄集初毕业于台大历史系，现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曾服务于独中17年，现在华研担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