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20世纪上半叶，频密的战事而见证了人类文明的破坏与毁灭。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这时刻也是人们寻求新秩序的契机。在新旧传统、秩序从颉颃到交替之际，建立现代国家成为各地区人民的普遍愿望，而二战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趋势。

1945年以后，第三世界国家虽逐渐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自主，但在朝向现代国家的方向迈进之际，仍有不少待克服的问题。从苏联解体到冷战终结，以至后冷战年代的族群矛盾与宗教对立，说明新秩序的重建未了。

二战年代离我们并不远，除了史册中记载的杀戮、逃难与流亡，这一代人所了解的似乎并不多。譬如对当下的知识传统的形成，皆有进一步审视的必要。否则，我们或无法了解何以知识者与文化人变得如此浮躁与傲慢，批评被谩骂取代。因此，回顾二战前后的知识传统让我们更能看清当下。

带着理性主义的出走

在那个新旧秩序交替的时代氛围中，造就了第三世界知识者与文人的流亡现象。其中无法排除他们因面对权力迫害（如白色恐怖）而不得不跨境出走的事实，但也不无战略性的考量，尤其带着为建立新制度的使命。鉴于此，流亡/出走显然带着鲜为人注意的理想主义色彩。

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的东北亚与东南亚（或称南洋）的知识者与文人的流动现象是最佳的例子。此三项因素——流动主体，流动场域（大后方），以及帝国-殖民主义至战后冷战的历史时间，构成了上世纪前半叶的特殊人文景观。跨界者也在这样的流动中重新被赋予身份，因而有了“南来文人”与“归侨作家”之称。

在理想失落的今日回顾那个理想主义特别显著的年代，一些问题值得再审视，包括跨境出走与时代的关系，跨境者身份的转变，知识者与文人因跨境形成的文体风格，而后者更是影响着在地者的书写笔调与方向。下文将以战前南来代表作家胡愈之为个案，尝试探讨他在南洋践行的新传统及其内涵。

胡愈之：文化先觉者

胡愈之是中国著名的左派文化人。1940年南来以前，他在大陆所做的文化与出版工作影响着三十年代的大陆左翼知识与文化界。相对于五四颇为浓厚的外来色彩，胡愈之等左翼人士是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力量的表征，其中含有鲁迅的影子。当胡愈之于1940年12月至1948年3月之间厕身南洋文化界，在这关键的历史年代，由他直接把中国的左翼传统带到南洋。

具言之，从战前1930年代至战后1950年代主导着马华文学的左翼书写，在他手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提升。其中包括方法学的、价值取向和内容，这些都被马华文学史家方修概括为批判的现实主义传统。

1931年初，胡愈之由陆路从法国经苏联回上海，以世界语学者身份在莫斯科逗留七天，进行参观和考察，写下了《莫斯科印象记》，这本小书开打开了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尤其对社会新制度在苏联的落实状况。后来胡愈之携同一批学者和作家翻译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引起广泛回响。

在文化出版界，郑振铎对他有这样的评语：最生气蓬勃的生活书店乃是胡愈之一手造成的。该书局为30年代上海著名的书店，创办了不少刊物，如《文学》、《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生活教育》等杂志，并获得著名学者的支持。1938年6月15日，《鲁迅全集》二十巨册平装本出版，编印是由胡愈之一手主持完成的。作为一个文化先觉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几个大事件都有胡愈之的影子，今时今日，他在南洋的活动应以超越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眼光来看待，才能获得更大的意义。

在南洋开拓文化事业

1939年，胡愈之转移至桂林，创办了文化供应社，桂林很快地成为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概念在文人跨境流亡地的扩大也延伸至南洋，1940年12月，胡愈之离开桂林避难香港，不久便南下新加坡。这充分见证了南来文人、跨境与大后方场域三者之间的关系。

1939年，国民政府在皖南事变之后对中共党员展开通缉与搜捕。他受周恩来指派而远走南洋，可以说他的南来是以流亡为起点，目的除了是支持与帮助陈嘉庚及由他领导的南侨总会的筹赈工作，更重要的是推动中国共产党在华侨中争取支持的战略，而事实也证明陈嘉庚成为第一个支持中共的侨领。


图说：1947年9月，陈嘉庚与胡愈之在民盟马来亚支部成立大会上。

在南洋的七年余，他在流亡地开拓文化事业，担任报纸主笔或主编，或办杂志如《风下》和《新妇女》杂志。他以笔为武器，在华人社会中散播反国民党和反蒋思想，虽表现了强烈的党派意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旧体制的扬弃，以及对新体制的坚定信念，这些都表现在强烈的新国家意识的追求与想象之中。

他在避居苏岛东北部高原Tanah Karo时期开始撰写的长篇童话《少年航空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少年航空兵》全篇17余万字，分二十章，前十二章写于苏岛流亡期间，后八章于战后回到新加坡续写。文稿首先刊登于《风下》周刊，1948年交给香港文化供应社出版。该书出版时封面上特别声明：“本书非文艺作品”，但他在南洋的写作，除了大量的政论散文，只有这部文艺创作从感性的一面透露了他对新社会的向往和具体的构想，换句话说，是一个左翼知识者与文化先觉者的政治思想与愿景的艺术再现。对应于中共建政后的中国社会，确见到他当初勾勒的某些轮廓。

赴苏门答腊躲避日军

胡愈之于1948年3月离新经香港返回大陆，根据他的回忆，“那七年，不但是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的七年，也是我国人民浴血奋战，摆脱内忧外患，使旧中国转变成新中国的关键性的七年……”。那七年，正是中国内战打得最激烈的大分裂时期。在日军南侵前他一边对华侨讲抗日，一边鼓吹抗蒋建国；当日军的炮火打到新加坡时，他和其他二十几位文化界人士乘破旧小电船逃到苏门答腊避难，在赤道线上开始了三年八个月的流亡生涯。

他的流亡与南渡，最初从武汉——长沙——桂林——香港，而至新加坡，日军侵占星岛后，他流亡于苏门答腊。先后从望嘉丽到保东——彭鹤岭——巴耶公务，再辗转到达西部马达山区。在这段时期，流亡与这批南来左翼人士的理想、目标与战斗精神结合得更紧密。这种理想主义与战斗精神在当事人的呐喊与彷徨最见其真实：

“那是怎样暗无天日、与世隔绝的漫长的岁月啊！我们与祖国，与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只是凭着我们的党性在生活和工作。但是，我们并不悲观，始终相信日寇必败，我们必胜。”

可以显见，他的战斗性与积极性衬托出他的理想主义精神。流亡期间，他化名金子仙，一方面釀酒、做肥皂维持生活，一方面看书学习，一边撰写长篇童话《少年航空兵》，寄托了对建国的憧憬。在这期间，他带头学习印尼语，成为最早能阅读印尼书报的流亡文化人，同时期编写了《汉译印度尼西亚词典》和《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前一本书稿交给了一起逃难的星洲文化人包思井，据闻被丢失了；后者于195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沙平，1946年他与马共作家金枝芒针对马华文艺独特性发生论战时，是以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的。

“战争将带来新时代”

日军投降后不久，于9月下旬，他与其他流亡人士从卜干峇鲁回到新加坡。在陈嘉庚的支持下，创立《南桥日报》，全力展开反蒋建国的工作。10月9日，他和沈兹九掌握时机“踏进了新生马来亚的大门——柔佛”，途径新山——古来——丰盛港——拉皮斯（按：拉美士）——芙蓉等城镇，一路北上吉隆坡。根据沈兹九在《新马来亚印象记》的描述，他们一行人在新山抗日军第四独立队办事处见到了队长陈田：沿途碰到了不少队长。他们都一样地年轻。看上去没有一个会上二十五六岁的。这是一支青年的队伍，他们有一般青年人的活泼、热情、进取、勇敢，同时他们有中年或老年人的沉着、庄严、谨慎、老练。

在吉隆坡郊外的一所洋楼里，他们会见了人民抗日军军委会的代表和军队指挥官刘尧。刘尧跟他们讲述了抗日军产生的过程。

从1946年6月26日国共内战正式爆发，至1949年中共掌握大陆政权期间，南洋华人正面对冷战的威胁，英殖民者一方面压制当地民族主义建国的斗争，另一方加紧对付华人左翼人士，有者被拘捕下狱，有者被驱逐出境。在大陆国共内战和东南亚冷战交叠的时刻（以及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的太平洋战争），胡愈之已预知战争对祖国和南洋两地人民的冲击，并且对付出痛苦后的回报表示乐观。他在抵达新加坡之初发表的元旦献词《南洋的新时代》即婉转地肯定战争的重要性：

“战争是新时代的号角。战争是残酷的，痛苦的，但是战争却推动着历史的巨轮前进。战争划分历史的时代。一切陈旧腐败的在战争中没落，一切光明进步的在炮火中孕育成长发展。……这两大战争，将要带来了人类的新时代，远东的新时代，中国的新时代。”

对于一位流亡者，这种口气是何等豪迈，何等自信与乐观。历史的翻转，不仅仅因为政权的更替，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改变与旧秩序的崩溃。这是继五四以来又一次翻天覆地的改变，战争（国共战争）已势不可免，中共建政以后，冷战形势使中共政权得以韬光养晦，休养生息。

理想主义精神实践者

1948年4月，胡愈之从新加坡到香港处理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引起的问题，事后胡愈之原打算返新，6月18日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切断了他“回返南洋”之路。这时候的胡愈之，已经是半个南洋人。

在《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一文中，胡愈之给郁达夫高度的评价：“作为一个诗人与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是‘五四’巨匠之一。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简言之，郁达夫反帝国反殖民的民族解放精神是跟五四精神一致的。

然而，作为一个左翼文化人，胡愈之本身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五四以后对中国文化与社会政治敢于破旧立新的行动者与实践者，其中没有理想主义精神绝对难以落实到行动上。在南洋的七年余的流亡，他对当地左翼文化的深耕虽引起反弹与冲击，但也是因为这样，进一步促成了问题深化讨论与认识。

1946年4月，他在《风下》发表《论华侨的二重任务》，引起很大的讨论，最终演变成马华文学史上著名的“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从此奠定了左翼现实主义以马来亚为书写关照的基本认识。此后，“此时此地”的观念取代了“二重任务”说，对战后初期的马来亚华侨社会，这是一个既艰难而不得不采取的抉择。但是，胡愈之在南洋左翼斗争论述的话语上占有重要位置，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南洋左翼斗争因而在枪杆与硝烟以外，平添了知识者/文化人笔杆的思想厚度。可后者一直都没有被后来者学好。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