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一笔之力

现有社会上有两种值得注意的身份表述方式，一种是“我首先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才是华人（或印度人或马来人等等）”，另一种则是“我不是马来人，我不是华人，我不是印度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这两种表述作为回应国内族群本位的种族主义论述，是相当有力的。然而，我们还是得思考，究竟这种表述背后所隐藏的思路，是否存在着什么局限？

在我个人的接触面来说，是先有“我首先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才是……”的表述方式，那是在308大选后在野党领袖挑战国阵“一个马来西亚”口号时出现的。

随后在505大选之后，族群关系再次陷入僵局时，就在此时涌现“我不是……我不是……我们是马来西亚人”的表述。

身份之间嵌入价值判断

如果我个人经验是正确的，则这可能说明了“我不是……我不是……我们是马来西亚人”是从“我首先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才是……”转化过来，这当中透露了一种发展的趋势，即当我们在因应种族主义论述时，先在族裔与国族身份之间嵌入价值判断，得出优劣排序，然后进一步加强火力，把行动升级，从而将居于劣位者切割出去。

这显然是把族群身份认同当作一种疾病来看待，欲除之为快。我在下文会分别讨论这两种表述，并指出为何这些观点是有问题的。

其一、“我首先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才是……”

“我首先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才是……”这样的身份表述，表明在国族与族裔身份之间，肯定了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这样的表述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可以分析出概念上国族比族裔大，但不能因此得出价值上国族比族裔重要。以下逐一说明其问题所在：

具体情景才有优次关系

不同的身份之间的关系，粗略来说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属于不同类别之间的关系，因此身份与身份之间，在特别的情景下可以有优先与次之的关系存在，但不存在谁比谁大或主与从的关系，因为它们并不属于同一类型的概念/身份。

例如父亲与老板，前者是天职、带有血缘关联，后者是后天的身份、与资本有关系，两者分属不同类别的身份。老板之身份不可能从属于父亲，反之亦然；至于要论哪个身份比较重要，哪个比较次要，则必须回归具体情境才能做出判断。

譬如说，作为父亲的我答应儿子周末去看电影，此时公司来电说有急事，若不处理公司就会倒闭。在此情况下，看电影不过是小事，身为父亲应以公事为重，陪儿子看电影次之。然而，一旦情境不同了，例如儿子发高烧，公司来电请老板回去陪员工看电影，显然此时父亲的责任远比老板的责任更重要。

另外有身份间主从关系

另一种身份之间的关系，则属于同一类别之内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分析出身份与身份之间在概念上的主从关系，例如A隶属于B（或反之），或者B的概念由A而产生（或反之）等等。

族裔与国族身份的关系就属此类，两者都是强调共享同样文化与历史的“想象的共同体”，而在这当中，国族的概念涵盖了族群的概念，亦即“马来西亚人”这个身份包括了“马来西亚华人”。

尽管二者的主从关系可以从概念上直接给予、并分析出来，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哪个比较重要、哪个为次要（也就是价值的问题），亦可以在事先就决定下来。后一个关系，必须在具体的情境下才能做出判断。强调“具体情境”的必要性，不只是因为“价值”（例如重要性、优越性）无法在概念上被给予，亦无法被分析出来，从目的的角度来说，那是要为“自由”保留一个位置。

当我们在概念上直接赋予各种身份以固定的价值位置时，则这说明我们在不同情境中去选择哪个身份为重要、哪个身份为次要的自由权被剥夺了。而自由选择权的被剥夺，也意味着当我们在处理各种身份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问题时，失去了反抗的正当性。

有权拒共同体强加规范

以马来西亚为例，“马来西亚人”是个充满歧义的概念，究竟是以马来人为主体，或是各族均为主体，在理论层面以及实际情况，都有不同的答案。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预设“大我”（国族）比“小我”（族群）更重要，因为这往往也意味着放弃了“小我”对“大我”的反抗权利。

比方说，当我们在对话中提出“我首先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才是……”时，必须清楚对话语境中的“马来西亚人”所指的是什么？如果对话语境中“马来西亚人”是指“马来人至上的马来西亚人”，那么在相关语境，我认为，我们绝对有权利主张“我首先是华人”，并挑战相关语境下的“马来西亚人”的正当性。

强调价值必须在具体情境下才能做出判断，并不只是为了替“小我”（在本文语境下指的是“族群”）的自由选择/反抗权利，保留一席之地；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它也意味着“个体”对“共同体”（无论是国族或族群）所强加于他/她身上的规范，拥有说不的权利。

另一个表述问题会更大

其二、“我不是马来人，我不是华人，我不是印度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如果说“我首先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才是……”的表述，其问题在于忽略具体情境直接设定身份的价值排序，让“大我”（国族）压抑“小我”（族群），从而使得“小我”可能失去其反抗的主导权与权利。那么，采取“我不是……我们是马来西亚人”的句式来表达身份认同，其问题可能来得更为严重。

“我不是……我们是马来西亚人”的句式，暗含了族裔身份与国族身份是冲突的，而在这两者之间，族裔身份由于其劣根性而遭到否定。这样的判断当然是有问题。它未能认识到，族裔与国族身份之关系，其实是同一类别之内的关系，因此当A有问题时，则往往意味B也有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族裔认同是有问题的（例如具有种族主义倾向），怎么可能国族认同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族裔与国族是同一类的身份认同。如果我们因为国内的族群政治而认为族群认同是不好的，则为何我们看不见在国际层次上，国族认同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

排外来自我界定的危险

此外，这种身份表述的句式可以形式化为“不是……（因此）是……”，如果在国内语境下，它的表述是“我不是马来人，我不是华人，我不是印度人……我们是马来西亚人！”那么来到国际语境，按照这样的逻辑延伸，就会是“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因此，我们“不是菲律宾人、不是尼日利亚人、不是中国人……”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则我们可以理解，在上届大选时期，国内一时涌现的排外情绪，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种“不是……（因此）是……”的逻辑嵌入思维中的结果（当然还纠缠了许多外在因素，在此无法谈这些问题）。

同样的情况，当国内社运分子对国外政治表达一份作为世界公民的关怀时，往往遭到网路舆论的强力反弹，无论是近期的台湾反黑箱服贸、香港争取普选或是天安门六四事件等，都毫无例外。

换句话说，当我们试图通过全新的国族身份论述的提出，来对抗长久以来约束我们的族群政治时，却无意中延续了族群政治的思维逻辑（“不是……[因此]是……”），在某程度上本身却成为了暴力的根源。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

吴小保，博大外文系中文组毕业，目前是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