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此城彼城


“我睇住电视直播，一路睇住一路系咁喊，我无法子忘记那一晚，在那个地方我坐在梳化上，望着那晚概时候，眼泪不断系咁流。是为咗当年我曾经流过的眼泪，心情未曾平伏过，所以我会来维园这里。”

　　　　　　　　　　　　　——香港港视导演蔡锦源（注1）


1989年，我十一岁。那一天下午，我独自坐在客厅地板上，一边看着《中国报》的报导一边落泪。一大版一大版的画页，我已经忘记确切的画面，却一直忘不了那天的悲伤。25年了，往事重提，悲伤如故，心情亦未平伏。

25年，漫长的岁月足以让权力抹去一桩事情的历史记忆，但经历或“目击”者的创伤记忆仍然存在，压制反让那一天被枪击的伤口未能愈合，伤痛未能停止，血仍在流。

25年了，这未能放下的伤痛却遭受置疑，哀悼看起来矫情，难以理解。马来西亚有许多拥护大中华的人，对六四的认知是一起必然的悲剧，而不是一宗罪行，他们一开始的说词是：“中国那么大，如果中共不镇压，中国不但会乱还可能会瓦解，他们也是没有办法”。25年后，历史可以被尽情扭曲，他们又说：“是暴民先杀解放军，军队被迫还手”。

当年，一群理想青年发文谴责中共暴力，后来他们努力“低调”，25年来几乎没有过任何纪念活动。今年，另一群理想青年回应王丹的号召，举办“民主殇 . 六四痛─天安门事件廿五周年纪念活动”，却被置疑：“六四关你们什么事？”、“我们不是更应该记住五一三吗？”。事实上，他们并不哀悼五一三。

假设我在维园遇见蔡锦源或其他香港人，语言并不必要，解释并不必要，那“曾经流过的眼泪”早已经达成共识。但今天，我们在马来西亚，在这座什么都没有说清楚的城市里，解释成为必须，重构意义成为必须。于是我被逼往内再去看，必须邀请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必须纪念六四”？还必须讨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追思五一三”？

创伤

蔡锦源在接受访问时一度哽咽，他说“是为了当年我流过的眼泪”，事实上他现在还在流泪。

25年了，为什么想起还是会哭泣？那必然有着极大而无法放下的伤痛。但作为非事件亲身经历者，如此深刻的悲伤从何而来？一般上我们会认为，唯有亲身经历苦难现场，才会形成巨大的创伤和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非亲身经历者通过电视及报纸报导的观看，无法深刻理解苦难的本质。

是这样子吗？坐在电视前看着六四报导流下的眼泪，和看电视剧流下的眼泪，是同样的眼泪？电视剧里的爱恨情仇提供情感的共鸣和宣泄作用，哭过了可满足及安然睡去。但恐怕新闻报导与电视剧不一样，新闻报导承诺的是事实与真相，不只涉及情感的连结，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共识与集体认同。

我不知道蔡锦源从电视直播看到了什么，以致他边看边流泪。如今重新翻寻资料，我想他和我一样，看到的是血红的身体、哭泣的民众、坦克前的个人、充满戾气的军队，以及来自全世界的哀伤。

六四事件不是一场精心排演的戏剧，电视旁的“目击者”非常清楚这一点，翻阅着报纸的大众，也非常清楚那不是小说，不是幻想。子弹打进身体真的会痛，留守在午夜灯灭的广场是真的恐惧。而痛与恐惧又不仅仅是物质性的。

“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文化社会学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在《迈向文化创伤理论》里如是说（注2）。他认为，创伤并非来自实际的伤害性或客观的突发性，而是人们相信事件影响了集体认同，意义突然遭到了驱逐，事件因而获得了创伤地位。

坐在电视前观看或阅读报纸报导的大众，虽然没有经历身体的痛苦，但因为价值信仰或集体认同突然遭受到破坏，心灵承受创伤，而在媒体再现下，影像并置的张力可能更甚于现场目睹，因此创伤的巨大性未必少于现场亲历者。

六四的暴力，或破坏了中国改革进步的梦想，或破坏了尊重生命的价值信仰，或破坏了对民主自由的期待，或破坏了集体认同带来的安全感，不一而足。回溯十一岁的我所承受之创伤根源，我认为也许是震惊于国家暴力的无情，因而将对暴力的恐惧以及对弱者处境的共鸣深植内心。

诚如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观他人之痛苦》里所主张的，暴力影像内含道德价值，不是看多了就能习以为常或麻木。它挑起人们的道德感知，为事件订定不可磨灭的记忆。

记忆

电视和报纸上的六四暴力画面不是精心排演的戏剧，但它也经过编排和诠释。拿中共制作的新闻和国外媒体的新闻相比，暴力程度绝对有着巨大的差异，关于“谁是坏人”的问题也有完全对立的分歧。当年，看着电视或报纸的报导，流下伤心眼泪的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同情被镇压者的故事。

如何记忆六四，端看谁在诠释。桑塔格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她说：“所谓集体记忆并非一种回忆，而是某种约定：约定这很重要，关系着某宗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以某些图片把这故事紧锁在我们脑海里。不同的意识形态各自创造了可供左证的图像文件案库。”

25年来，叙事的争夺战未曾间歇。中共成功让六四在中国境内“被遗忘”，甚至成功让原本同情民运的人改变看法。不过，香港支联会作为支持六四民运的主要承载群体，从97前的境外到97后的境内，始终每一年不竭地举办纪念和平反六四集会，国际媒体也给予大篇幅报导，这场叙事争夺战仍然让中共承受很大的压力。

网络搜索引擎是一个数据库，但并非中性。在Google输入“六四”和在百度输入“六四”，出现的图片和文字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境外记忆六四，显然有着更大的自由空间。在“Youtube”上可以找到非常多关于“六四”的影像，血腥的镇压画面、现场目击者的事后见证、流亡学生领袖的访谈、不同角度的纪录片等等。

音乐更是触动人心。“血染的风采”如今已成为纪念六四最重要的歌曲，当年台湾群星合唱的“历史的伤口”，如今听来仍然震撼人心。香港年轻乐团VIIV为2012年六四集会创作歌曲“民主会战胜归来”，也已成为目前香港社运的必唱曲。

为什么忘不了？因为不想忘记。六四过后，音乐、文字、影像及大集会作为多种言说的行动，不断散播及重构着六四创伤记忆。这种言说行动执着地继续下去，因为创伤还没有被承认，责任归属方（中共）还没有负起责任，集体记忆是一种约定，约定的集体执着地记忆，六四的伤痛一直鲜活地存在人们的心底。

创伤的感召，加上中共未曾间断地抹黑和打压六四历史及异见人士，反而帮助六四民运支持团体召唤到新的支持者，许多90后参与维园集会，显示反抗的细胞持续着新陈代谢的活力。

制作创伤

创伤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事件本身不会创造集体创伤，是集体行动者“决定”将社会痛苦“再现”为对集体认同的威胁。亚历山大站在建构主义的立场，称其为“创伤的制作过程”，这过程包括了宣称（事件的再现）、承载群体的出现以及言说行动的开展。

一起政治暴力事件，要能成为集体创伤，被人们记住且拒绝遗忘，直至正义伸张，首先要被看见和听见，需要大量图片、影像及文字的再现，比如对六四事件中血腥镇压的记录。下来，必须要有承载群体承担着对抗的责任，比如香港支联会。接着，是如何展开言说行动，如何定义创伤事件、如何指认责任归属者、如何连结公众等，比如六四事件是一起反民主反人权的暴力事件，还是反革命的运动？

创伤制作过程绝非自然形成，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故事要能打动人心，要有活力的能动者执行，有理想的公众愿意被感召等。

五一三

回到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追思五一三？

借杰弗里亚历山大的说法，原因是“创伤过程无法展开”。五一三事件从来没有一个明确指认意义的宣称，更非常欠缺可供重构记忆的再现。我们看不到殷实完整的文字记载，更看不到现场的影像记录，换言之“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叙事未曾创造出来”。

当时，创伤宣称未曾创造出来，现今少数民间团体试图重新诠释、反思和追究五一三，但（力量微弱的）“承载群体并未握有足够的资源、权威或诠释能力，以便有力的散播创伤宣称”，未能“成功地传达给更广大的公众”。

事实上，五一三的创伤记忆要重构并非不可能，但非常困难，因为执政者的“遗忘工程”基本上已经完成并获至一定成效。“遗忘工程”不只存在于历史教科书或媒体控制，民间社运团体和在野党同样不愿多谈五一三，因为他们目前高举“跨族群”策略来反制官方种族论述，担心这样做容易遭对手贴上种族标签。

换言之，不是我们不追思五一三，而是欠缺可供追思的语言，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或被迫或自觉地集体失语。如果民主不在中国，也可能不在马来西亚。我们已经失去了五一三的话语能力，如果我们也失去了六四的话语能力（或许早己失去，所幸要重建并不困难），民主理想将死绝于这片土地上。纪念六四集会，不是一场伤感的追思会，这是一场未完的民主之战。


注释：

1. 苹果日报《壹锤定音》节目在维多利亚公园六四25周年集会现场采访。

2. 杰弗里亚历山大的理论，引自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一文，该文出自杰弗里亚历山大编着的《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一书。


曾丽萍，毕业于新闻所，曾据任记者工作，目前在传播学院误人子弟。阅读兴趣包括城市、性别、现代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