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战后50年代的香港与南洋

1948年，刘以鬯在寒风料峭中告别父母，离开上海到香港闯荡，入《香港时报》担任编辑。因种种不如意，他选择于1952年南渡新加坡，先后在新加坡与吉隆坡两地多家报社任编辑，1957年在新加坡与红颜知己罗佩云结识重归香港。

从1941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至1957年返港，刘以鬯先后辗转于上海、重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凡17年，是战后中国大分裂时期的典型中国离散文人。

他在星加坡五年期间（1952-57），正是东南亚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之际，而五十年代正是美国政治、经济、军事达到最高峰时期，在东南亚与东亚政治秩序的介入亦更为明显。印度尼西亚左倾苏卡诺政权于1967年政变被推翻，幕后黑手便是美国。

50年代，美国新闻处也在马来亚和婆罗洲推动美援政策，经援各语文出版界，以围堵左翼势力在星马的渗透与扩张，《蕉风》、《学生周报》都有美援的背景，这是公开的秘密，至今学界对此未有关注。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刘以鬯南下新加坡，首先出任《益世报·别墅》副刊主编。《益世报》有亲国民党的背景，原在天津出版，是中国四大报之一。

根据台湾黄辰涛的研究指出：“1949年南京被共产党所占后，中国主教于斌便准备在海外重新开办报纸，鼓励华侨继续与共产党对抗。1951年6月7日，牛若望副主教即派刘益之到新加坡创立《益世报》。刘益之为天津《益世报》经理，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加上新加坡的《益世报》初期由中国和香港招聘大批优秀人才，使得《益世报》初期声势相当浩大。但《益世报》不久却因管理不善，发行网络差、资金告短缺等问题，报业逐陷入财务危机，虽然8月15日，马六甲国民党领袖陈期岳曾借出数万叻币供《益世报》周转，经济难关仍难以突破，10月12日，新加坡《益世报》无法维持报务，便宣告关闭，从创立到关闭仅短短四个月。”

战后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与星马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走得最近，东西冷战是促成50至70年代马华现代主义风潮的重要背景。面对当时星马的左翼环境，刘以鬯巧妙地以小说《晚礼服》宣泄他的感受与看法。

小说叙述一个在时装公司任销售员的女职员莲丝，因期望拥有刚上架的新式样蓝色晚礼服，婉转向男友阿峇透露心事。但阿峇听了只是笑笑，并不感觉兴趣。见阿峇爱理不理，莲丝便佯嗔薄怒的对阿峇说：“你只晓得一套晚装便是一套晚装，你永远不会了解一套晚装对于一个女孩子是如何的重要。”

不久，店里来了一对男女顾客看晚礼服，男方看中莲丝喜欢的那一套，于是要买下来，但莲丝不肯卖，佯称有其他顾客先下了定金。情急之下，莲丝于是向阿峇借钱买下了晚礼服。不久，阿峇向莲丝索回那笔钱应急。在这关头，莲丝发现那个要买蓝色晚礼服的男人多日跟着她，不得已之下，莲丝忍痛让出礼服套现，并央求男人买下来。在两人的交谈中，男人告知那天一起来看晚礼服的女人并非他的未婚妻，而是妹妹，“昨天已到吉隆坡去结婚了”。男人答应向莲丝买下礼服，在掏钱时，掏出了一个订婚戒指给莲丝，比喻他俩的结合。

作者透过小说描述莲丝的为人，间接对当时的左派人士作出抨击：莲丝通常把男人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唯心主义”者，把女人看作一首诗；第二类是“唯物主义”者，把女人视作在黑暗处被接吻的工具。这篇作品发表于1958年8月4日《南洋商报》，其时正是新加坡左翼政党社会主义阵线势力膨胀的时期。

刘以鬯在星马的编辑工作与写作

《益世报》关闭以后，刘以鬯任《锋报》主笔，董事长为刘西蝶，即目前吉隆坡电脑市场汇聚中心刘西蝶大厦（Low Yat Plaza）和联邦酒店建立人。1953年7月，受马来亚霹雳州《建国日报》出版人梁伟华之聘，到吉隆坡出任新创刊的《联邦日报》代总编辑，未几升任总编辑兼副刊编辑，几个月后停刊。

过后刘以鬯回到新加坡，出任《中兴日报》编辑主任，《铁报》主笔，也先后担任《新力报》和《钢报》两份小型报章的主编。在星马期间，他曾以葛里哥和令狐玲等笔名在《益世报·别墅》、《益世报·语林》、《南洋商报·世纪路》、《南方晚报·绿洲》、《铁报·副叶》副刊写稿，一直到1957年回港。

香港文化人马吉曾写道：刘以鬯到新加坡后，便出版了《第二春》、《龙女》、《雪晴》三部小说集，后两者由新加坡桐业书屋出版，《第二春》在新加坡报纸刊载，却是由香港桐业书屋出版。然而，马汉先生另有说法，刘以鬯“发布的作品，不但不曾记上二十多岁至三十岁它在国内出版的作品，就是‘去国’以后的作品，也删掉某些书目，譬如我收藏的一本叫做《雪晴》的中篇小说，在1952年10月14日由当时的《南方晚报》出版，由《南洋商报》发行的，也被他删除了。（可能他认为不满意）”。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篇小说《蕉风椰雨》一书。该书于1961年8月由香港鼎足出版社出版，亦未见于罗佩云最新整理的“刘以鬯作品年表”。刘以鬯的南洋小说收集不易，除了《南方晚报·绿洲》，还有其他副刊待查找。这也是评论者无从谈起他在星发表作品的原因之一。

五十年代星马现代主义写作的独行者

刘以鬯在星马期间的作品以及以星马为背景的作品都收入《星嘉坡故事》、《蕉风椰雨》和《热带风雨》，部分收入《甘榜》。前两部为中篇小说，后两者为短篇小说集。下文将围绕在此四部著作进行讨论。

刘以鬯在星马虽短短五年，但在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上扮演了开拓者或先驱的角色。在上世纪50年代末，台湾现代诗传入新马之前，刘以鬯已经更早在《南方晚报·绿州》和《南洋商报·世纪路》等副刊发表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其时，《南方晚报·绿洲》由姚紫主编，这位编者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创作于一身，在现实主义写作氛围的围绕下，可谓独树一帜。由此，马华现代主义创作的起源理应追溯到刘以鬯在新马的年代，即介于1952-57年之间。

《蕉风》杂志虽创刊于1955年，惟一直到1959年出版了两本随该刊附送的现代诗集《美的V型》和《郊游》，方正式掀开了台湾影响下的现代主义诗风。马华文史家李锦宗认为“现代诗”的理念与创作是通过这二本新诗选引进马华文坛。由于人们把注意焦点集中在参与者更众的诗歌，刘以鬯稍早的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反而被忽略。

然而，台湾的现代派追求晦涩和难懂的背景是源于政治上的白色恐怖，而刘以鬯在星马的现代主义写作的背景显然和当时殖民地-冷战的氛围有关。下文即针对他的现代主义特征进一步作讨论。

收在《热带风雨》和《甘榜》中三篇以星马为背景的作品都以轻短取胜。在篇幅上，都是不过五千字的短篇，有些甚至可以视作微型小说。即便在中篇小说《蕉风椰雨》和《星嘉坡故事》，也是以离奇的情节取胜。这里的“轻”非关作品思想内容，而是指小说情节转变之快，有时结局出乎意料之外，但作者欲传达的讯息却在轻快的叙事节奏之中，这是刘以鬯小说的轻短性的真正意义所在。

此外，刘以鬯的小说虚构性强，但一切事物的发展又在情理之中。轻短性和虚构性符合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情感追求与心理结构。即便以甘榜（马来村庄）为题材的小说，也没有脱离作者熟悉的都市场域。

主题篇《热带风雨》中的主人翁“我”跟住在偏郊的马来女孩苏里玛得以相识和相恋，是因为“我”应母亲吩咐，向嫁给马来渔夫的堂姐道喜而离开都会中心场域，经新加坡西区的巴丝班让乘坐摩托小船才得以进入陌生的马来甘榜。

另一篇作品《两男一女》中有这么一句：“‘世界是一座大剧场’，但是我却认为‘剧场是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我们如果肯留意一点的话，当不难发现许多有趣的故事。”无论大世界还是小世界，始终不脱剧场之本质，这是作者对虚构性与现代性的最佳注解。

在《十万叻币》中，刘以鬯有更深刻的揭示：“其实，人生本来没有结构的，没有结尾的故事可能比向壁虚构者更动人。”这样的创作观是创新技巧的一种体现，也是他的现代性写作风格之一。综而论之，他的说故事风格始终脱离不了悬疑性、虚构性、反结构，有时给人以戏剧性、巧合、突兀的感觉，却不无引人深思。他的小说虽重情节、给人强烈的镜头感（如《惹兰勿刹之夜》），重视人物动作多过对人物内心的深描。

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都市的场景（如马场、别墅、俱乐部、歌台、舞厅、游艺场、酒吧、娱乐场、半夜场、红灯码头等）、器物（啤酒、钞票/老虎纸、手枪等）、人物（如餐厅仆欧、沙特狂精神病患者、私家侦探、歌女等）与都市男女的情与爱成为刘以鬯笔下常见的现代人生活的内容与物象。

然而，更多的是星加坡都市中下层或社会边缘人的处境，除了写黑暗面也写光明面，《榴莲糕与皮鞋》便是对两个世代人（一老一少）相互关怀的描写，是《热带风雨〉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刘擅长书写大都市中的小市民生活与习性。在《阿婶》中，作者把老女工写得活灵活现，如阿婶喜欢听“丽的呼声”节目、每星期必吃五餐咖喱。刘以鬯的《阿婶》成功塑造南洋华人典型人物，这是他在星马文坛的最大收获。

刘以鬯与中国/文离散现代性

刘以鬯在星马时期的小说，马来亚化色彩/倾向非常浓厚。一是他的作品以星马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为主，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从事黑行的、有草根民众（如《街戏》）、有富家子女，甚至有马来角色。这类作品最具星马本土色彩，如短篇《伊斯迈》、中篇《蕉风椰雨》。除了地域与人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战后50年代末星加坡马来人的贫穷。

在《伊斯迈》中，主角伊斯迈因贫穷所迫而让妻子操丑业。星加坡大都会的阴暗面在小说中表露无遗。另一篇《过番谋生记》是一篇唐山伯在南洋落单，最后与马来女人结婚而离弃身在唐山童养媳的故事。这篇小说揭示了作为离散者的华侨不得不然的抉择，也象征着南洋华人文化混血的历程。

《巴生河边》则写华巫恋的故事（莎乐玛和郑亚瓜）。郑是歌舞班玩艺的，四海为家。他与莎乐玛生了一个孩子，歌舞班解散之后，他无钱回巴生与莎乐玛生活，走路兼搭顺风车回家。小说揭示了社会底层人们辛酸的生活，侧面批判繁华都市背后的幽暗。

其二，刘以鬯大量运用了星马本土华语词汇，凡以星马味小说题材者皆大量出现当地惯用词汇，而且屡试不爽。譬如战后星加坡人的常用词汇五块六/五扣六（指下等妓女）、人工（工资）、老虎纸（旧时叻币泛称）、霸王特士（无照出租车）、吃不到头路（找不到工作）、下礼拜（下星期）、乌龟婆、九八行、红毛商行、红毛厝等。

这些词汇也包括华语中广泛通行的外语借词与各方言借词，前者如：羔呸（kopi/coffee，意指咖啡）、啰知（roti，切片面包）、乌必斯（opis/office，办公楼）、估俚（kuli/collie，苦力）、万兰池（brandy，一种洋酒）、马打（mata-mata，警察）、吉埃（kedai，小铺子）、浪吟（ronggeng，马来交际舞）、镭（duit，泛指钱）、葛巴拉（kepala，管工）、打限房（kamar tahanan，拘留所，粤音）、特示（teksi/taxi，出租车）、甘榜（kampong，马来村庄）、班盾（pantun，马来古体韵文）、亚答（atap，一种热带植物的叶子编成的屋顶）、依葛（ekar/acre，测量土地的单位）、则知（chetti/chetty，印裔高利贷商）、哥送（kosong，空乏）、隆帮（tumpang，搭伙或搭顺风车）、娘惹（nyonya，土生华人女人或泛称妇女）；方言借词的例子如：扣（意指银元单位“块”，粤音）、暗牌（暗探）、大狗（警察）、头家（老板）、打波（打球）、吃乌头饭（坐牢）等等，可谓洋洋大观，把星马华人的语言习惯学得唯俏微妙，同时华土/华洋声腔混杂，本土性杂糅着现代性，充分揭示了典型的星马人文社会风貌。

不可否认，书写题材和词汇运用的在地化倾向使刘以鬯上述四部著作对外地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阅读困难，因此汉语学界一直少人讨论并不令人意外。这些排斥感也不一定来自语言自身形成的障碍，其中或许因中文读书界一直以来所存有的纯粹性要求。

无论如何，在当下语境，它不失为华语语系文本的范例之一，它结合了地方人文习俗、语言习惯和思想观念，同时也保留了中文的普遍性和文学语言的精纯性要求。华语语系文学中有关离散——在地与认同之间的纠葛，在刘以鬯作品中一时之间不容易厘清。

在现实层面，作为一位南来作家（相对于上海与香港），刘以鬯在星马的写作（或有关星马题材的写作）不无显示他对星马认同之一斑，他以吉隆坡开埠者叶亚来为题材写成小说《瞬息吉隆坡》，他接受东瑞访问时透露于1952年南渡星加坡时已入籍星马。

刘以鬯的南洋小说，对他饶富意义。作为20世纪后半叶的离散中国文人，远离故园家国，踯足于南方之南，让他在大陆政权易帜之初，有更适合的环境持续他的现代主义写作。1959年返港后交出的佳作与他前期的写作不会没有关系。

其次，在他个人的婚姻上，刘以鬯与罗佩云的结识发生于星加坡，说星加坡奠定的他个人的人生际遇，并决定了他往后的写作。他返港后笔耕不辍，最高纪录同时写13个专栏，除了为稻粱谋，也让他实践了所谓的娱人娱己的写作事业。

刘以鬯在这方面的在地化写作反映了他的作品的现代特性，尤其是从个人漂泊身世角度出发的离散现代性（diasporic modernity）最为显著。他这时期的作品，表现了中国文人在离乱时代的离散特质。在国共分裂与战后冷战的氛围中，它是中国新感觉派作家离散海外的文人的代表，他的作品，造就了马华文坛一个有异于台湾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渊源。

其次，作为上世纪战后中国离散作家，但在回归香港以后，他是站在超越香港作家的高度。他创办与主编《香港文学》15年（1984-1999），始终关怀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并时有华文文学专辑，东瑞说他不因被人责难“不够香港”而松弛下来，这并不难理喻。这是否为马华离散者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刘以鬯的超越性视野从离散中国性开始，确也造就了他的现代性内容，他把文学视为没有国境线的艺术，与目前所流行的“跨国行旅”话语不谋而合，这是刘以鬯的离散现代性的超越性一面。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注：本文上端大图取自中国《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