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读本大书

郭素沁的贺岁短片风波最引人好奇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贺岁片明明没有羞辱马来人与伊斯兰教，却被巫统政客与马华领袖说成煞有其事，一些非政府组织也燃起怒火，以暴力的方式抗议？

我想，“炒作”、“转移视线”等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这种说法只是把上述言行当作政治博弈的策略，但无法充分说明，为何这个策略可以被一些人接受，并付诸于行动？

而且，“炒作”或“转移视线”的前提是：我明明知道这个短片不是在说马来人和伊斯兰教，但我就是要把它诠释成这个样子。我好奇的是，是否每个人都有这个认知？短片的内容是否对每个人而言都那么清晰可辨？

就我有限的观察，至少一些马来网民和朋友还真的觉得短片就是在批评马来人和伊斯兰教。我的感觉是，除了“炒作”和“转移视线”，我们可能还要加入一个观察维度：受害者情结。

作为受害者的“东亚病夫”

受害者情结/叙述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本文先以“东亚病夫”为例说明。

看过《精武门》的观众，肯定对李小龙饰演的陈真打破“东亚病夫”匾额的画面不感陌生。那是日本武士羞辱中国人的匾额，陈真打破与撕碎“东亚病夫”匾额、的画面，还有那一句“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无疑成了华人电影史上的经典。相信不少华人观众看了都会血脉贲张，身上的耻辱似乎在刹那间消失无踪。

然而，根据历史学者杨瑞松的考察（注一），“东亚病夫”很有可能不是日本人或西方人用来羞辱中国人的称呼，而是中国人“自我污名化”的结果。

“东亚病夫”的“病夫”（sick man）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末，而这二字也确实译自西方的评论文章。但西方文章中的“病夫”意涵和后世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

原文只是针对甲午战争后的满清政府，以“病夫”形容它腐败的官僚体系和无力的改革，而不是讽刺中国人。而且，当这个“病夫”称号问世时，中国人没有情绪化的反应，一些知识分子甚至援引来批评政府。

屈辱象征和动员仇外符号

那么，是谁把“东亚病夫”的本体，从满清政府转化为中国人的体质呢？答案可能是梁启超。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批评中国人因为卫生习惯不好、少运动、耽溺房事和爱抽鸦片，以致“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强国必先强种”论述甚嚣尘上的时代，这个意涵转化相当成功，无论是后来的新闻、评论、小说，还是国民党的训词，都以“病夫”来批评中国人，认为是“病夫”太多，以致国家难以强盛。

之后，随着民族主义愈演愈烈，“东亚病夫”的外来性质开始被强调。它被理解成西方白种人（与后来的日本人）羞辱中国人的称号。中国人当然是受害者，可是受害者情结是在受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的（当然也可以没有这个基础，无中生有），它参杂了民族的耻辱与嫉恨。

可以说，“东亚病夫”自此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论述中，代表百年来民族受压迫的屈辱象征，和动员群众仇视外敌的重要符号。已经很少人认识“病夫”说的原本意涵及其演变了。

宛如经历洗刷耻辱的仪式

“东亚病夫”的受害者情结至今仍挥之不去。除了上引《精武门》的例子，2008年北京奥运的官网上，就有题为〈从东亚病夫到竞技大国〉的专文在叙述一路以来的中国梦。每每中国各领域的人才获得什么成就，也总会听到“中国人再也不是东亚病夫”的言论冒出。

美国学者韩依薇（Larissa Heinrich）因此指出，“‘东亚病夫’已成了现代中国人的原罪”。每一次原罪的提出和驳斥，都可以让海内外华人为之振奋，好像经历一场洗刷耻辱的宗教仪式。

东亚病夫只是一例，受害者情结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随处可见。比如一些粉丝会很注意谁批评了自己的偶像，又或者自我诠释别人的言论，然后一起挞伐。在反击的当儿，粉丝们有一种集体归属感，而且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对偶像的忠诚。

又比如一直怀疑丈夫有外遇的妻子，会不断幻想丈夫搞外遇的画面，以致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丈夫每次的解释或可让她减少痛苦，但这个痛苦却很容易复发。

先入为主与化约思维作祟

回到贺岁短片，为什么明明一个旨在批评当朝政府的短片会被理解成是在批评马来人和伊斯兰教呢？

一个可能是，人们在观看短片时已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本质主义式的化约思维——反正民联就是不照顾马来人，反正华人就是把马来人当成敌人。受害者情结会变成一把放大镜，审查短片中任何侮辱自己的可能。

即使找不到，他们也会像上引的“东亚病夫”例子般创造性地理解短片，比如一些人就指控片名“马来犀利”一语双关，背后在取笑“Malay sial/silly”（马来人愚蠢），又或者认为民联对巫统的批评只是一个手段，终极目的是要瓦解马来人在大马的地位。

他们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在创造性地解读，反而认为事实就是如此。更夸张的是，有些人可能不看短片就已经“知道”内容了——民联/华人就是这样子的，我还需要看吗？

很多人或许觉得，既然有误会，那就解释好了。但，如果当中是受害者情结在作祟的话，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自鸣正义，重振我族

受害者情结越深的人，就越容易猜忌和偏激。比起别人的解释，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在他们寻找和诠释加害者罪行的过程中，受害情绪变得强烈，民族耻辱也被激发，因此很容易有暴力的言行。

极少人会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过激。他们相信：既然是受害者，我的控诉当然符合道德正义！即使偏激，那又何妨？谁叫别人有错在先？

行使暴力对他们而言可能还有一种“民族英雄”加封的感觉，情况就像《精武门》里打破“东亚病夫”匾额的陈真。二元对立、敌我二分的思维方式也让他们觉得，反击加害者反击得越厉害，就越能重振我族和证明自己的忠诚。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彼此有强烈的受害者情结，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和猜忌就越来越多，公共对话也越来越不可能，因为大家不再追求共识，而是互相伤害。

受害者情结是被建构的

如今很多人要严惩那些撒鸡血、悬赏人们掌掴郭素沁的非政府组织。但我认为，除了考虑严惩的警戒效果，受害者情结也是不能不考虑的维度。

如上所述，受害者情结有别于单纯的受害。它可能夸大受害的程度，可能添加了强烈的耻辱与仇恨感，也可能无中生有。它往往是被召唤与建构出来的。看看官方历史的书写，看看媒体的偏颇报道，看看巫统大会和大选前后一些政客对华人的指责等等，我们即可约略明白为什么一些马来人的受害者情结不减反增。

巫统及其附庸没有反对，反而乐于塑造受害者情结。比如对于土著政策没法照顾所有马来人一事，他们就很轻易地找到了华人这个“加害者”——你看，全马十大富豪榜上华人占了大多数，而马来人就只有一个。就是华人让马来人继续贫困，就是他们剥夺了马来人的经济机会——当马来人的受害者情结被调动，当他们锁定了华人这个假想敌，巫统就更能发挥马来人救星的角色，以此稳住基本盘。可以说，受害者情结是形塑（巫统期待的）马来民族及其集体记忆的一大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严惩以受害之名而施暴的人可能还不是重点，因为抓到一个，随时有下一个等着“候命”。严惩搞不好会被理解成另一种迫害，被惩戒则可能变成好汉身上象征着光荣的刀疤。

那重点是什么呢？改变体制，让它不轻易制造受害者情结，同时营造一个可以坦然、公开、平等讨论问题的公共对话空间及培养人们的公共理性。这将是一场艰苦、长久的战役，因为长期的政治操弄、历史解释、媒体宣传与以讹传讹已经让受害者情结深入人心，成为历史记忆的基调，而一直以来扮演加害者角色的华人（又：华人、民联等也有强烈的受害者情结，但这已非本文所能处理的范围）要投入这场战役也将困难重重。但没办法，受害者情结会威胁国家的和谐，不得不防。在此只能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老话共勉之。

注一：杨瑞松：〈想象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9月，页17-56。


张康文，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UPSI）中文学程学士，在籍硕士生。喜欢把人、事、物当作一本书来品鉴、批评，关注焦点是教育现象与流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