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纪录片的社会实践
街报刊载: Jan 22, 2014 3:28 AM | 更新: Jan 28, 2014 3:59 AM
转载前言 ：
众意媒体推出《街报》，第1期已于9月15日与《火箭报》一起上街。取名《街报》，因为相信街头可以成为众声喧哗的地方，街坊可以成为自主公民，而街巷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场域。
《当今大马》近期获得该刊授权，转载部分内容，以推动公共议题讨论，激荡更多创意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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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友瑄
近年来因公民意识抬头，加上使用数位科技的成本降低，利用动态影像作为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与参与已成为这个世代青年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趋势不仅撼动了主流广电媒体的地位，也渐渐形塑了一个新的公共资讯场域，足以和主流媒体分庭抗礼。
“动 态影像”（Motion Picture）的范围极广，其形式会随着科技的变迁不断演变，甚至牵动互联网亦日渐随着它形塑成今日的面貌。近年来，数不尽的电影、纪录片、动画、录像 艺术、微电影、广告、网友自拍短片等在网络上流窜，似乎预示了下一个影像共和国盛世的来临。
然而在众生喧哗之际，我们似乎有必要停下来重新省思影像的社会实践。尤其，当摄影代表一种观看，而观看行为的背后其实蕴藏着许多待抽丝剥茧分析的社会意义，亦为凝视（Gaze）的一种。因为凝视所形成的权力关系，我们是否又能理解其背后潜藏的文化与涵义？
资讯的全球化容易造成一个假象，彷佛世界真的是平的。回到马来西亚的脉络，青年人们用影像表达自我、叩问社会，透过影像打开沟通的大门看似轻而易举，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里，这些影像话语的生产如何落入鼓吹消费主义的逻辑？
此外，一言堂政策的宰制、影像知识学习资源分配的不均、对影像叙事表达能力和议题思辨能力的普遍匮乏，我们又能如何证明影像如何不化为一个短暂的、昙花一现的零星烟火，未能促成社会的根本进步和改变？
转载前言：
众意媒体推出《街报》，第1期已于9月15日与《火箭报》一起上街。取名《街报》，因为相信街头可以成为众声喧哗的地方，街坊可以成为自主公民，而街巷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场域。
《当今大马》近期获得该刊授权，转载部分内容，以推动公共议题讨论，激荡更多创意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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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友瑄
近年来因公民意识抬头，加上使用数位科技的成本降低，利用动态影像作为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与参与已成为这个世代青年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趋势不仅撼动了主流广电媒体的地位，也渐渐形塑了一个新的公共资讯场域，足以和主流媒体分庭抗礼。
“动态影像”（Motion Picture）的范围极广，其形式会随着科技的变迁不断演变，甚至牵动互联网亦日渐随着它形塑成今日的面貌。近年来，数不尽的电影、纪录片、动画、录像艺术、微电影、广告、网友自拍短片等在网络上流窜，似乎预示了下一个影像共和国盛世的来临。
然而在众生喧哗之际，我们似乎有必要停下来重新省思影像的社会实践。尤其，当摄影代表一种观看，而观看行为的背后其实蕴藏着许多待抽丝剥茧分析的社会意义，亦为凝视（Gaze）的一种。因为凝视所形成的权力关系，我们是否又能理解其背后潜藏的文化与涵义？
资讯的全球化容易造成一个假象，彷佛世界真的是平的。回到马来西亚的脉络，青年人们用影像表达自我、叩问社会，透过影像打开沟通的大门看似轻而易举，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里，这些影像话语的生产如何落入鼓吹消费主义的逻辑？
此外，一言堂政策的宰制、影像知识学习资源分配的不均、对影像叙事表达能力和议题思辨能力的普遍匮乏，我们又能如何证明影像如何不化为一个短暂的、昙花一现的零星烟火，未能促成社会的根本进步和改变？
由于动态影像的定义极为广泛，为避免讨论上的失焦，本文将集中讨论影像媒介中最富社会意识的类型——纪录片的社会实践。
长久以来，纪录片被视为是捕捉真实世界的主要影像形式。随着时间的更迭，纪录片的面貌发展至今已非常多元。它可以是一种政治行动、历史文献、艺术创作、美学实验、教育过程或研究方法。只要不背离真实，皆符合英国纪录片之父约翰.格里尔生（John Grierson）对纪录片的定义：“对真实世界的创意处理”。
消费主义社会下纪录片的困境与突破
1922年，自第一部纪录片《北方的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发表以来，纪录片一直以影像和声音记录着世界各民族的生活纹理和历史细节，用镜头凝视人类的外在和心灵世界。
德国戏剧巨擘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说，艺术是一把塑造现实的槌子，而不是一面支撑现状的镜子，这句话用来形容纪录片尤为贴切。由于直面现实世界，纪录片无可避免地扮演着改革社会进程的角色。
在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多位欧美纪录片工作者皆深入探讨社会的各个面貌及发掘人间的各种问题，并因此发展出“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两个风格迥异的学派。
他们对拍摄者和被摄者之间的关系、纪录片美学和伦理的思考，早已有深一层的思辨。这些知识的累积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工作者，并发展出面貌更多元、议题更丰富的作品。这些纪录片在一点一滴地影响着当地的政治与社会。
本地纪录片的面貌与限制
纪录片既然如此重要，何以本地纪录片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近年来以本人对纪录片的认知，皆停留在“沉闷的历史和文化”、“像国家地理频道般纪录很多动物实况”等的电视台纪录专题节目。
这样的认知并不意外，且纪录片文化尚未在本地蓬勃发展。若要追溯成因，可大致分为一言堂政策的施行（电视台言论被严密控制、本地电影与文化政策的不合时宜）以及民间美学素养培育的低落等。
在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下，电视台播映及制作的纪录专题节目几乎只碰文化，不碰政治（更精确的说，是只碰“政治正确”的政治）。比如为庆祝马来西亚独立五十周年，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和政府相关部门共同举办马来西亚新锐导演精选计划，获选的计划皆为描绘本地传统文化和建筑风貌的纪录片；同时由Astro电视台推出的《扎根》等人文纪录片系列亦属此列。
因此，用纪录片叩问社会问题的责任就落到了一批本地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团体、电影人的身上。其中最具规模的应属成立于1993年的马来西亚人权组织社会传播中心（简称KOMAS）。
KOMAS自2003年起举办自由电影节（Freedom Film Fest），以“勇敢记录”（Dare To Document）为口号，鼓励社会大众拿起摄影机揭露社会弊端和记录社会弱势的种种面貌。
此外也有一些独立纪录片作者如阿米尔莫哈末（Amir Muhammad）、法米惹扎（Fahmi Reza）、邱永耀、陈翠梅、黄义忠、周泽南、王诗棋等人交出了不同面貌的作品。只可惜这些作品皆鲜少登上主流媒体的平台、惨遭电检局禁映，更重要的是未能吸引更多观众观赏。当然这结果除了上述条件的限制，我们也必须把此种现象纳入全球化的脉络加以检视。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纪录片困境
跨国资本企业和政府在21世纪建构出一个让人们无从逃逸的晚期资本主义架构。如学者詹明信所言，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色是发展出一套由消费主义撑起的后现代文化，中产阶级以下的白领蓝领们多数忙于求存，下班后的时间即疲于思考，他们较愿意倾向消费一些能提供短暂快乐的，“无关痛痒”的娱乐商品甚于探讨严肃议题、凝视社会、人性疮疤的纪录片。
当以上类型的纪录片乏人问津，若政府或民间组织没有意愿大力支持，在商言商的播映平台自然会缩减映演时段。影像的生命和力量来自于被观看，但若少了观众，影响力骤减是迟早的问题。这也逐渐导致部分为了生存而追求商业效应的纪录片工作者为迎合当代观众的口味，制作赚人热泪、热血但回避思考问题与人性本质的作品。
最近刚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看见台湾》，即引来评论人的担忧，究竟纪录片工作者会不会为迎合过度商业化的环境，渐渐忘了纪录片该承载的使命？当我们无法在纪录片中看见创作者对社会的提问、看见导演引领我们发现社会和人性隐微的症结，纪录片会失去原有的本质吗？
独立兼跨境合作冲破资本主义垄断
为了冲破这样的困境，国际非营利组织Steps International在2007年及2012年分别开始推动《为什么民主？》（Why Democracy?）及《为什么贫穷？》（Why Poverty?）计划，联合英国BBC和丹麦电视台，邀集导演将各国的经验汇集成一系列的纪录片，并在全球逾200家电视台同步播放，希望能让世界共同思考民主与贫穷的问题。
由中港台等地热爱纪录片的人也于2006年创立CNEX基金会，提供华人新晋创作者创作与交流的平台；另外，以“独立记录”为创办宗旨的阳光华语纪录片奖也于2011年设立，鼓励纪录片工作者创作具更多文化视野作品的平台。
纪录片培力：反思美学、议题与产业生态
笔者曾参与由CNEX基金会创办的第一届CCDF纪录片提案大会工作坊，看见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向电视台资深制片取经、共同探讨亚洲纪录片的困境、相互传递资讯和知识培力的盛况。
跨国资本主义的垄断间接促进了全球纪录片工作者和热爱纪录片文化人士的跨境集结，他们对于纪录片美学高度、伦理价值、议题内涵的思辨与讨论从不间断。
在纪录片的领域，无论是叙事美学、议题高度和产业生态，马来西亚仍处新生儿阶段。他山之石固然是最好的借镜，然而回到马来西亚的脉络，我们又怎样才能让大众真正睁开凝视之眼？对我而言，社会更需要进行的是纪录片鉴赏和制作能力的培力、纪录片理论素养的培育、关心及批判文化政策的纰漏、共同创造出一个合理的创作补助机制以及争取更多的纪录片播映管道。
这是在众生喧哗之际，关心文化与纪录片生态的人们所能做的事情。否则所谈的实践，也有可能变成过眼云烟。
梁友瑄，任教于私立学院，大学开始投入纪录片创作，2008至2009年期间担任台湾“荣光眷影”北、中区纪录片培训课程企划、专案执行、助教兼影片侧录剪接。后来，决定用影像和文字，作为参与社会的安身立命之处。
本文原题《谁的凝视之眼？浅谈纪录片的社会实践》，因版面限制，故缩短标题。本文转载自《街報》第5期 （2014年1月），“街头话题”栏位。
《街报》第5期免费在线阅读：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5_jan2014
其他《街报》连结，可浏览：http://issuu.com/home/publications
众意媒体推出《街报》，第1期已于9月15日与《火箭报》一起上街。取名《街报》，因为相信街头可以成为众声喧哗的地方，街坊可以成为自主公民，而街巷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场域。
《当今大马》近期获得该刊授权，转载部分内容，以推动公共议题讨论，激荡更多创意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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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友瑄
近年来因公民意识抬头，加上使用数位科技的成本降低，利用动态影像作为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与参与已成为这个世代青年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趋势不仅撼动了主流广电媒体的地位，也渐渐形塑了一个新的公共资讯场域，足以和主流媒体分庭抗礼。
“动态影像”（Motion Picture）的范围极广，其形式会随着科技的变迁不断演变，甚至牵动互联网亦日渐随着它形塑成今日的面貌。近年来，数不尽的电影、纪录片、动画、录像艺术、微电影、广告、网友自拍短片等在网络上流窜，似乎预示了下一个影像共和国盛世的来临。
然而在众生喧哗之际，我们似乎有必要停下来重新省思影像的社会实践。尤其，当摄影代表一种观看，而观看行为的背后其实蕴藏着许多待抽丝剥茧分析的社会意义，亦为凝视（Gaze）的一种。因为凝视所形成的权力关系，我们是否又能理解其背后潜藏的文化与涵义？
资讯的全球化容易造成一个假象，彷佛世界真的是平的。回到马来西亚的脉络，青年人们用影像表达自我、叩问社会，透过影像打开沟通的大门看似轻而易举，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大环境里，这些影像话语的生产如何落入鼓吹消费主义的逻辑？
此外，一言堂政策的宰制、影像知识学习资源分配的不均、对影像叙事表达能力和议题思辨能力的普遍匮乏，我们又能如何证明影像如何不化为一个短暂的、昙花一现的零星烟火，未能促成社会的根本进步和改变？
由于动态影像的定义极为广泛，为避免讨论上的失焦，本文将集中讨论影像媒介中最富社会意识的类型——纪录片的社会实践。
长久以来，纪录片被视为是捕捉真实世界的主要影像形式。随着时间的更迭，纪录片的面貌发展至今已非常多元。它可以是一种政治行动、历史文献、艺术创作、美学实验、教育过程或研究方法。只要不背离真实，皆符合英国纪录片之父约翰.格里尔生（John Grierson）对纪录片的定义：“对真实世界的创意处理”。
消费主义社会下纪录片的困境与突破
1922年，自第一部纪录片《北方的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发表以来，纪录片一直以影像和声音记录着世界各民族的生活纹理和历史细节，用镜头凝视人类的外在和心灵世界。
德国戏剧巨擘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说，艺术是一把塑造现实的槌子，而不是一面支撑现状的镜子，这句话用来形容纪录片尤为贴切。由于直面现实世界，纪录片无可避免地扮演着改革社会进程的角色。
在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多位欧美纪录片工作者皆深入探讨社会的各个面貌及发掘人间的各种问题，并因此发展出“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两个风格迥异的学派。
他们对拍摄者和被摄者之间的关系、纪录片美学和伦理的思考，早已有深一层的思辨。这些知识的累积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工作者，并发展出面貌更多元、议题更丰富的作品。这些纪录片在一点一滴地影响着当地的政治与社会。
本地纪录片的面貌与限制
纪录片既然如此重要，何以本地纪录片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近年来以本人对纪录片的认知，皆停留在“沉闷的历史和文化”、“像国家地理频道般纪录很多动物实况”等的电视台纪录专题节目。
这样的认知并不意外，且纪录片文化尚未在本地蓬勃发展。若要追溯成因，可大致分为一言堂政策的施行（电视台言论被严密控制、本地电影与文化政策的不合时宜）以及民间美学素养培育的低落等。
在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下，电视台播映及制作的纪录专题节目几乎只碰文化，不碰政治（更精确的说，是只碰“政治正确”的政治）。比如为庆祝马来西亚独立五十周年，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和政府相关部门共同举办马来西亚新锐导演精选计划，获选的计划皆为描绘本地传统文化和建筑风貌的纪录片；同时由Astro电视台推出的《扎根》等人文纪录片系列亦属此列。
因此，用纪录片叩问社会问题的责任就落到了一批本地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团体、电影人的身上。其中最具规模的应属成立于1993年的马来西亚人权组织社会传播中心（简称KOMAS）。
KOMAS自2003年起举办自由电影节（Freedom Film Fest），以“勇敢记录”（Dare To Document）为口号，鼓励社会大众拿起摄影机揭露社会弊端和记录社会弱势的种种面貌。
此外也有一些独立纪录片作者如阿米尔莫哈末（Amir Muhammad）、法米惹扎（Fahmi Reza）、邱永耀、陈翠梅、黄义忠、周泽南、王诗棋等人交出了不同面貌的作品。只可惜这些作品皆鲜少登上主流媒体的平台、惨遭电检局禁映，更重要的是未能吸引更多观众观赏。当然这结果除了上述条件的限制，我们也必须把此种现象纳入全球化的脉络加以检视。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纪录片困境
跨国资本企业和政府在21世纪建构出一个让人们无从逃逸的晚期资本主义架构。如学者詹明信所言，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色是发展出一套由消费主义撑起的后现代文化，中产阶级以下的白领蓝领们多数忙于求存，下班后的时间即疲于思考，他们较愿意倾向消费一些能提供短暂快乐的，“无关痛痒”的娱乐商品甚于探讨严肃议题、凝视社会、人性疮疤的纪录片。
当以上类型的纪录片乏人问津，若政府或民间组织没有意愿大力支持，在商言商的播映平台自然会缩减映演时段。影像的生命和力量来自于被观看，但若少了观众，影响力骤减是迟早的问题。这也逐渐导致部分为了生存而追求商业效应的纪录片工作者为迎合当代观众的口味，制作赚人热泪、热血但回避思考问题与人性本质的作品。
最近刚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看见台湾》，即引来评论人的担忧，究竟纪录片工作者会不会为迎合过度商业化的环境，渐渐忘了纪录片该承载的使命？当我们无法在纪录片中看见创作者对社会的提问、看见导演引领我们发现社会和人性隐微的症结，纪录片会失去原有的本质吗？
独立兼跨境合作冲破资本主义垄断
为了冲破这样的困境，国际非营利组织Steps International在2007年及2012年分别开始推动《为什么民主？》（Why Democracy?）及《为什么贫穷？》（Why Poverty?）计划，联合英国BBC和丹麦电视台，邀集导演将各国的经验汇集成一系列的纪录片，并在全球逾200家电视台同步播放，希望能让世界共同思考民主与贫穷的问题。
由中港台等地热爱纪录片的人也于2006年创立CNEX基金会，提供华人新晋创作者创作与交流的平台；另外，以“独立记录”为创办宗旨的阳光华语纪录片奖也于2011年设立，鼓励纪录片工作者创作具更多文化视野作品的平台。
纪录片培力：反思美学、议题与产业生态
笔者曾参与由CNEX基金会创办的第一届CCDF纪录片提案大会工作坊，看见独立纪录片工作者向电视台资深制片取经、共同探讨亚洲纪录片的困境、相互传递资讯和知识培力的盛况。
跨国资本主义的垄断间接促进了全球纪录片工作者和热爱纪录片文化人士的跨境集结，他们对于纪录片美学高度、伦理价值、议题内涵的思辨与讨论从不间断。
在纪录片的领域，无论是叙事美学、议题高度和产业生态，马来西亚仍处新生儿阶段。他山之石固然是最好的借镜，然而回到马来西亚的脉络，我们又怎样才能让大众真正睁开凝视之眼？对我而言，社会更需要进行的是纪录片鉴赏和制作能力的培力、纪录片理论素养的培育、关心及批判文化政策的纰漏、共同创造出一个合理的创作补助机制以及争取更多的纪录片播映管道。
这是在众生喧哗之际，关心文化与纪录片生态的人们所能做的事情。否则所谈的实践，也有可能变成过眼云烟。
梁友瑄，任教于私立学院，大学开始投入纪录片创作，2008至2009年期间担任台湾“荣光眷影”北、中区纪录片培训课程企划、专案执行、助教兼影片侧录剪接。后来，决定用影像和文字，作为参与社会的安身立命之处。
本文原题《谁的凝视之眼？浅谈纪录片的社会实践》，因版面限制，故缩短标题。本文转载自《街報》第5期 （2014年1月），“街头话题”栏位。
《街报》第5期免费在线阅读：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5_ja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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