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不安时代

近日“请首相吃蕹菜”快闪示威活动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和讨论，其中尤以“请首相吃蕹菜”的示威方式是否合宜，以及巫统和其外围组织的示威活动出现暴力行为最具争议性。

在“请首相吃蕹菜”的快闪示威活动过后不久，就出现了批评行动幼稚无礼、低级、羞辱首相、对小孩有不良影响等言论，更有指以州议员（还要是受过高等教育）为首带领进行，是否有失身份？

从行动累积民间的政治力量

在讨论行动形式本身是否合宜之前，首先需要探讨的是这次快闪行动，作为一种直接行动的形式，其重要性和意义是什么？

直接行动本身强调行动的重要性，行动的目的在于针对社会不公义的制度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作出挑战、谴责、批判，以此冲击和动摇不合理的体制。

透过一次次的直接行动，慢慢累积和建立长期而稳固的政治力量，公民的不服从由纯粹的情绪发泄，转化成具体的集体诉求。

行动本身除了是道德的感召（如民主、自由）以外，它同时与日常生活的政治紧密结合，基层民众首先参与在行动当中，在一次次的行动过程中建立对于社会问题的方析和论述，这必须要由行动作为参与的契机，由此摆脱无力感，从“怨”到“怒”，再继而发酵出组织力量和完整的分析。

行动形式的刻版想像

抗议手法的多样性不一而足，其目标要是与基层群众结合，特别是那些非社运活跃份子的加入，来建立组织力量，那必需要突破传统抗议模式的限制。

在手法上，既要吸引更多人的参与、凝聚力量，同时让参加者在行动过程中感到有趣、有力量，能展示出他们的想法和意志，这也是同等重要。

许多时候，社会行动给人的印象就是等同示威游行举标语，平民化、创意、形象鲜明的方式有时更能清楚地呈现问题本质和表达诉求。

就如“请首相吃蕹菜”的行动，其背后不就是要调侃国家领袖“何不食肉糜”，不能体察民间疾苦，故要请他亲尝人民的不满吗？行动本身正要呈现其言论的荒谬和可笑。

社运的行动形式不一定要悲情沉郁，也可以诙谐讽刺。以“没教养”、“无礼”这种家长式训斥来否定行动的正当性和民众的真实情感，不是故意转移视线、回避行动背后的真实问题，就是一种严重失焦，讨论聚焦在行动形式是否优雅高尚，使其所表述的立场被淹没，这亦窒碍了行动朝多元形式发展的可能。

这不是一场艺术表演，无关高雅与否，反而必须要正视的是，公民社会、政党和民众在组织示威的背后，他们是处于权力结构下弱势的一端，在缺乏主流媒体资源和影响政策决定的渠道，集体行动便成为了他们更为有效地表达和施压的方法。

仇恨言论打压行动自由

相对于行动的保守性，打压马来西亚社运发展的更根本问题是执法单位对仇恨言论和人身攻击的默许。过去，亲执政党组织和土权多次以散布仇恨言论作为示威方式，恶意挑起种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以极端种族主义挑动群众情绪。

即使强调言论自由的国家，对于种族歧视和仇恨言论也会非常严肃地处理，因为言论自由的前提是不能让他者构成人身危害。亲巫统组织借513冲突事件、叫华人回中国、把维护执政者等同于维护马来人、维护伊斯兰等煽动式言论，这样最终只会挑起主要族群的情绪、使少数群体处于恐惧和噤声状态。

仇恨言论一直未被处理，甚至被默许，反之，“羞辱国家领袖”却作为一种金钢罩来维护政权，以此攻击反对者，打压行动自由。

回溯这次“蕹菜风波”的源头，不满和讽侃始于网络世界，有关蕹菜的食品广告、歌曲、改图一下子遍布于社交媒体中，网民富有创意的表态是公共言论空间的进步和突破，它为改革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

然而，要是抗争的空间只是止于网络，它毕竟难以为体制带来关键性的压力。唯有将网络上的抗争与实体社运进行连系，相互喂养，将键盘上敲打出的创意，转化为一场实体的抗争，才能为马来西亚的社运累积更强大的基础。

这次快闪抗议的重要之处，是它试图从虚拟网战，到建立实体的行动力量，并带著从网上连串对蕹菜论的讽刺到建立反涨价、反消费税的全民运动想像。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