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社运尖兵，打造活力公民
从2008年大选到2013年大选，我国公民社会崛起，社运遍地开花。除了一些广为人知的脸孔外，还有许多人在背后默默耕耘，为更美好的国家贡献一份力。
《当今大马》访问了3名活跃于争取性别平等、选举改革教育与人权领域的社运尖兵，在新年伊始聆听他们的故事，以从中感受公民社会的热情，在新的一年打造活力公民。
他们是受压迫人民阵线协调员芭拉梅丝娃丽（E Parameswary）、雪兰莪社区自强协会活动策划员刘素希，以及民间筹办的《向阳花》报刊工作团队成员伍世浩。
尽管他们对505大选成绩感到失望，但他们更欣慰的是，民间参与及讨论政治的醒觉已有所提升。
★受压迫人民阵线协调员芭拉梅丝娃丽：
现年35岁的芭拉梅丝华丽认为，505大选后的社运比较低迷，但相信民众的挫折感只是短暂。
“我较为欣慰的是，你会发现平民百姓在大选后都热烈讨论政治议题，他们敢向不公抗议，他们的政治醒觉都提升了。”
芭拉梅丝娃丽出生贫苦，父亲是一名劳工，凭微薄薪水养育家里11个孩子，母亲则是一名家庭主妇。
当她发现这跟命运无关，而可以从更大层面的政府政策进行探讨与改善时，她矢志为中下层百姓奋斗。
大选后转当全职员工
“许多贫困的民众都有同样的想法，总觉这是命，半点不由人。”
她于1999年就读国大语文系时，就参加国大大学生福利委员会（JKMI），关注园丘、工厂等地区的权益。
这批以社会主义党秘书长阿鲁仄万为首的国大毕业生，离开校园后成立地方组织“社区发展中心”（CDC），并于2002年与全国数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了受压迫人民阵线。
芭拉梅丝娃丽本是该阵线的志工，今年7月份正式转为全职员工。
参与百场集会常被捕
受压邀人民阵线尤其关注园丘工人、厂工、劳工、垦殖民的权益，十多年来积极争取最低薪金，反对迫迁、涨价与消费税，积极争取政府制定更多利惠中下层阶级的政策等。
它的斗争内容，也因社会变迁与城市化而有所改变，包括为工程搁置的廉价屋居民发声，同时将一些短暂无法支付屋贷的业主，转介给国行的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AKPK）。
“我们这么做可避免屋主在不知情下，屋子被拍卖掉，这是非法作业。我手上就有这样的案例，有一名印裔女士的屋子被卖掉后，反过来被迫付租金给新屋主，但这时我们已是无能为力。”
芭拉梅丝娃丽是身经百战的街头斗士，从2000年起参加近百场不同规模的示威行动，更4度被逮捕，包括最近的客家村拆迁行动。
父母从不解转为支持
芭拉梅丝娃丽很热爱这一份工作，花很长时间留在办公室，每周到社区与居民聚会，互相交流，她的强项正是举办社区活动。
“我们这一家出了2个参加社运的女儿，我与妹妹（前大马人民之声执行主任）纳丽妮为此在家里展开6、7年的革命，才能说服父母支持我们。”
她指出，父母的思想很传统，想要儿女成才，领取一份优渥薪水，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女儿35岁依然单身，会令父母承受社会的异样目光。
“爸爸有一阵子铁了心的说，替我找丈夫，然后硬是把我嫁掉。但妈妈当时已想开了，坚决不肯，认为这该由我来决定，令我最为感动。如今，家人已是我最大的支持者。”
芭拉梅丝娃丽领取的是一份与付出不相称的2200令吉月薪与津贴，无法让她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但她不以为苦，并以坚定的口吻说，这绝不会成为她参与社运的阻力。
★雪兰莪社区自强协会活动策划员刘素希：
30岁的刘素希在过去10年，涉足了大部分的社运领域，信手拈来就有学运、大马人民之声、妇女行动组织、净选盟，最后选定雪兰莪社区自强协会。
雪兰莪社区自强协会的两大宗旨是争取选举改革，以及提升女性参与政治醒觉，刘素希就锁定在性别运动与推动女性参政这一块。
刘素希说：“大马的女性选民比男性更多，因此应享有更大的决策权，而不单纯成为被决策的一群。”
“很多人一谈起女性议题，都自然而然想到福利与保护。某种程度上，他们把女性当成弱者，而我们要做的正是赋权予女性。”
她在大选前就投入推动女性参政的工作，没有任何拍摄短片经验的她，上网学习拍摄、剪辑与上载短片。
“我那一阵子都忙到凌晨3点，但点击观看次数的只有十多次。”
与学姐一席话启思潮
505大选时，刘素希返回砂拉越美里的家乡投票，也参与净选盟等组织发动的大选监督员计划。
“我曾在净选盟秘书处工作，因此变天不成属意料中事，只是我仍感到失望。我10年前已想要看到大马落实民主两线制，最理想的还是多党制，但这要一步一步来。”
选后，刘素希密切观察女性国会议员在议会厅的发言内容，以及222名议员如何讨论性别议题。
“女性议员必须对各项议题都有所涉猎，而男性议员更应该对性别与女性议题有所掌握，不要将之当成第二性来处理。”
刘素希在理大攻读管理系时，已是活跃的学运份子，当时她与学姐苏淑桦一番关于女性主义的谈话，开启她对性别运动斗争的思潮。
校方打压从此改人生
刘素希记忆犹新的是，她与另外4名理大生于2005年9月间的全国大专校园选举，向校内学生派发传单、宣言及召开新闻发布会，被指违反大专法令。
“我印象中，我被校方派出的20名保安人员捉到，最少有5架相机相机对着我猛拍。学生是一个社会上的主体，但就面对校方的打压，只能按照校方与体系制度行事。”
刘素希本想过要担任一名教师，但这事件成为她立志做全职社运份子的转捩点。她之后游走数个社运组织，就是为了累积经验与磨练本事。
“我初入行的月薪为1700令吉，这跟同期大学生差距不大，只是后来就不能比了。”
尽管如此，她并不后悔，有的只是更长远的打算。她计划明年3月辞职，攻读性别研究硕士学位，自我充实。
“我希望用2年的时间完成学业，我须去找一份工作来赚取学费，否则难以维系。但这段期间，我会以志工身份继续斗争。”
曾躲在柱后不敢出来
刘素希坦承性别运动是一场马拉松斗争，“我们现在已看到两线制成型了，但性别平等运动仍远着呢！”
刘素希这几年的成长非常明显，大学攻读的都能够学以致用。
“我大学时参加示威，躲在柱子后面，打死不敢出来；但这些年来我已学会谈判、找场地、统筹集会活动，组织管理更是我所擅长。”
她曾有3次被捕经验，分别是在2008年的兴权会
反内安法令
示威、在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马大时抗议中国秘密关押着名艺术家
艾未未
，以及与雪州社区自强协会同僚在
净选盟2.0大集会
的3天前遭逮捕。
刘素希曾在举报警方滥权逮捕反对内安法令示威者之后， 被控 行为不检，惟表罪不成 获释 。
★《向阳花》报刊工作团队成员伍世浩
12月4日， 连日豪雨 导致东海岸数州数万名人民受灾，被疏散至安顿中心。
伍世浩在这一天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委员包久安电话聊起灾情时，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发动赈灾活动，未几就在面子书上作出呼吁。
近20名来自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净选盟母亲团成员与支持者马上动起来，分工合作筹集赈灾物资，并在水位稍退道路恢复通行的本月6日，将物资送入灾区。
“我们这一伙人有本身的工作与家庭，利用业余与空闲时间投入运动。”
维系社运工作有难度
伍世浩指出，他们都是在709净选盟2.0大集会之后，因参加由民权委员会所成立的向日葵选举教育运动（SEED）而结识与来往，也开始尝试合作。
在向日葵选举教育运动下，他们也以同一种合作模式在巴生谷与各城镇举办选举教育座谈，同时透过举办课程将地方组织建立或巩固起来。
伍世浩曾是向日葵选举教育运动主席，如今是该运动与净选盟母亲团联合推出的《向阳花》的一员，负责这份月刊的市场行销。
他今年30岁，是一名工程师，来自柔佛昔加沫，兴趣是从事社运工作与足球。
伍世浩坦承，这种大家以业余方式凑合的社运有其劣势，要维系具有一定难度，但只要每一层的领袖下达明确指示，下面的人都可以去推动，就可以将之建立起来。
社运领袖没明确指示
伍世浩表示，社运在选后沉寂下来的其中原因，就是领袖没有向其追随者给予一个明确的指示。
“我们的公民运动有很大的问题，它并不贴近公民。当我们在面子书上热烈讨论某一个议题时，但事实上你的邻居与社区的居民却不了解。”
他指出，《向阳花》在选后也报导选区划分、砂原住民与点亮婆罗州计划议题，并且透过办座谈会探讨与马来组织合作推动社运的事，惟因资金问题并未印刷出来，只是将之上载至网上，鼓励大家自行印刷。
对伍世浩而言，大选变天也只是奋斗的一个短期目标而已，更长期的目标便是民间可以深化的讨论各项议题。
就伍世浩观察，民间的对选举意识固然已有所提升，但也不乏投情绪票的人士。
伍世浩这一伙人中，在选后回到日常生活轨道上，明显不如选前般活跃。但伍世浩就说，他们也曾探讨选后的方向，并拥有继续推动教育工作的共识。
《当今大马》访问了3名活跃于争取性别平等、选举改革教育与人权领域的社运尖兵，在新年伊始聆听他们的故事，以从中感受公民社会的热情，在新的一年打造活力公民。
他们是受压迫人民阵线协调员芭拉梅丝娃丽（E Parameswary）、雪兰莪社区自强协会活动策划员刘素希，以及民间筹办的《向阳花》报刊工作团队成员伍世浩。
尽管他们对505大选成绩感到失望，但他们更欣慰的是，民间参与及讨论政治的醒觉已有所提升。
★受压迫人民阵线协调员芭拉梅丝娃丽：
现年35岁的芭拉梅丝华丽认为，505大选后的社运比较低迷，但相信民众的挫折感只是短暂。“我较为欣慰的是，你会发现平民百姓在大选后都热烈讨论政治议题，他们敢向不公抗议，他们的政治醒觉都提升了。”
芭拉梅丝娃丽出生贫苦，父亲是一名劳工，凭微薄薪水养育家里11个孩子，母亲则是一名家庭主妇。
当她发现这跟命运无关，而可以从更大层面的政府政策进行探讨与改善时，她矢志为中下层百姓奋斗。
大选后转当全职员工
“许多贫困的民众都有同样的想法，总觉这是命，半点不由人。”
她于1999年就读国大语文系时，就参加国大大学生福利委员会（JKMI），关注园丘、工厂等地区的权益。
这批以社会主义党秘书长阿鲁仄万为首的国大毕业生，离开校园后成立地方组织“社区发展中心”（CDC），并于2002年与全国数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了受压迫人民阵线。
芭拉梅丝娃丽本是该阵线的志工，今年7月份正式转为全职员工。
参与百场集会常被捕
受压邀人民阵线尤其关注园丘工人、厂工、劳工、垦殖民的权益，十多年来积极争取最低薪金，反对迫迁、涨价与消费税，积极争取政府制定更多利惠中下层阶级的政策等。它的斗争内容，也因社会变迁与城市化而有所改变，包括为工程搁置的廉价屋居民发声，同时将一些短暂无法支付屋贷的业主，转介给国行的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AKPK）。
“我们这么做可避免屋主在不知情下，屋子被拍卖掉，这是非法作业。我手上就有这样的案例，有一名印裔女士的屋子被卖掉后，反过来被迫付租金给新屋主，但这时我们已是无能为力。”
芭拉梅丝娃丽是身经百战的街头斗士，从2000年起参加近百场不同规模的示威行动，更4度被逮捕，包括最近的客家村拆迁行动。
父母从不解转为支持
芭拉梅丝娃丽很热爱这一份工作，花很长时间留在办公室，每周到社区与居民聚会，互相交流，她的强项正是举办社区活动。
“我们这一家出了2个参加社运的女儿，我与妹妹（前大马人民之声执行主任）纳丽妮为此在家里展开6、7年的革命，才能说服父母支持我们。”
她指出，父母的思想很传统，想要儿女成才，领取一份优渥薪水，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女儿35岁依然单身，会令父母承受社会的异样目光。
“爸爸有一阵子铁了心的说，替我找丈夫，然后硬是把我嫁掉。但妈妈当时已想开了，坚决不肯，认为这该由我来决定，令我最为感动。如今，家人已是我最大的支持者。”
芭拉梅丝娃丽领取的是一份与付出不相称的2200令吉月薪与津贴，无法让她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但她不以为苦，并以坚定的口吻说，这绝不会成为她参与社运的阻力。
★雪兰莪社区自强协会活动策划员刘素希：
30岁的刘素希在过去10年，涉足了大部分的社运领域，信手拈来就有学运、大马人民之声、妇女行动组织、净选盟，最后选定雪兰莪社区自强协会。雪兰莪社区自强协会的两大宗旨是争取选举改革，以及提升女性参与政治醒觉，刘素希就锁定在性别运动与推动女性参政这一块。
刘素希说：“大马的女性选民比男性更多，因此应享有更大的决策权，而不单纯成为被决策的一群。”
“很多人一谈起女性议题，都自然而然想到福利与保护。某种程度上，他们把女性当成弱者，而我们要做的正是赋权予女性。”
她在大选前就投入推动女性参政的工作，没有任何拍摄短片经验的她，上网学习拍摄、剪辑与上载短片。
“我那一阵子都忙到凌晨3点，但点击观看次数的只有十多次。”
与学姐一席话启思潮
505大选时，刘素希返回砂拉越美里的家乡投票，也参与净选盟等组织发动的大选监督员计划。
“我曾在净选盟秘书处工作，因此变天不成属意料中事，只是我仍感到失望。我10年前已想要看到大马落实民主两线制，最理想的还是多党制，但这要一步一步来。”
选后，刘素希密切观察女性国会议员在议会厅的发言内容，以及222名议员如何讨论性别议题。
“女性议员必须对各项议题都有所涉猎，而男性议员更应该对性别与女性议题有所掌握，不要将之当成第二性来处理。”
刘素希在理大攻读管理系时，已是活跃的学运份子，当时她与学姐苏淑桦一番关于女性主义的谈话，开启她对性别运动斗争的思潮。
校方打压从此改人生
刘素希记忆犹新的是，她与另外4名理大生于2005年9月间的全国大专校园选举，向校内学生派发传单、宣言及召开新闻发布会，被指违反大专法令。
“我印象中，我被校方派出的20名保安人员捉到，最少有5架相机相机对着我猛拍。学生是一个社会上的主体，但就面对校方的打压，只能按照校方与体系制度行事。”
刘素希本想过要担任一名教师，但这事件成为她立志做全职社运份子的转捩点。她之后游走数个社运组织，就是为了累积经验与磨练本事。
“我初入行的月薪为1700令吉，这跟同期大学生差距不大，只是后来就不能比了。”
尽管如此，她并不后悔，有的只是更长远的打算。她计划明年3月辞职，攻读性别研究硕士学位，自我充实。
“我希望用2年的时间完成学业，我须去找一份工作来赚取学费，否则难以维系。但这段期间，我会以志工身份继续斗争。”
曾躲在柱后不敢出来
刘素希坦承性别运动是一场马拉松斗争，“我们现在已看到两线制成型了，但性别平等运动仍远着呢！”
刘素希这几年的成长非常明显，大学攻读的都能够学以致用。
“我大学时参加示威，躲在柱子后面，打死不敢出来；但这些年来我已学会谈判、找场地、统筹集会活动，组织管理更是我所擅长。”
她曾有3次被捕经验，分别是在2008年的兴权会反内安法令示威、在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马大时抗议中国秘密关押着名艺术家艾未未，以及与雪州社区自强协会同僚在净选盟2.0大集会的3天前遭逮捕。刘素希曾在举报警方滥权逮捕反对内安法令示威者之后，被控行为不检，惟表罪不成获释。
★《向阳花》报刊工作团队成员伍世浩
12月4日，连日豪雨导致东海岸数州数万名人民受灾，被疏散至安顿中心。
伍世浩在这一天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委员包久安电话聊起灾情时，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发动赈灾活动，未几就在面子书上作出呼吁。近20名来自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净选盟母亲团成员与支持者马上动起来，分工合作筹集赈灾物资，并在水位稍退道路恢复通行的本月6日，将物资送入灾区。
“我们这一伙人有本身的工作与家庭，利用业余与空闲时间投入运动。”
维系社运工作有难度
伍世浩指出，他们都是在709净选盟2.0大集会之后，因参加由民权委员会所成立的向日葵选举教育运动（SEED）而结识与来往，也开始尝试合作。
在向日葵选举教育运动下，他们也以同一种合作模式在巴生谷与各城镇举办选举教育座谈，同时透过举办课程将地方组织建立或巩固起来。
伍世浩曾是向日葵选举教育运动主席，如今是该运动与净选盟母亲团联合推出的《向阳花》的一员，负责这份月刊的市场行销。他今年30岁，是一名工程师，来自柔佛昔加沫，兴趣是从事社运工作与足球。
伍世浩坦承，这种大家以业余方式凑合的社运有其劣势，要维系具有一定难度，但只要每一层的领袖下达明确指示，下面的人都可以去推动，就可以将之建立起来。
社运领袖没明确指示
伍世浩表示，社运在选后沉寂下来的其中原因，就是领袖没有向其追随者给予一个明确的指示。
“我们的公民运动有很大的问题，它并不贴近公民。当我们在面子书上热烈讨论某一个议题时，但事实上你的邻居与社区的居民却不了解。”
他指出，《向阳花》在选后也报导选区划分、砂原住民与点亮婆罗州计划议题，并且透过办座谈会探讨与马来组织合作推动社运的事，惟因资金问题并未印刷出来，只是将之上载至网上，鼓励大家自行印刷。
对伍世浩而言，大选变天也只是奋斗的一个短期目标而已，更长期的目标便是民间可以深化的讨论各项议题。
就伍世浩观察，民间的对选举意识固然已有所提升，但也不乏投情绪票的人士。
伍世浩这一伙人中，在选后回到日常生活轨道上，明显不如选前般活跃。但伍世浩就说，他们也曾探讨选后的方向，并拥有继续推动教育工作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