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书海蜃楼

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我们的信任》（Liars and Outliers）为读者论述的是人类社会信任体系的宏观架构。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总会出现各种冲突；而利益冲突当下，人会更倾向于背叛社会还是与社会协作，涉及非常复杂的考量。

布鲁斯·施奈尔以各种或虚拟或现实的社会困境为例，生动地为读者整理“协作”与“背叛”这个选择背后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为我们展现两个阵营那从来就没停止过的斗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布鲁斯·施奈尔引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红皇后的一句话说明“协作者”与“背叛者”相互竞争的关系：“为了停留在原地，你必须尽可能快地往前奔跑。”

当一个人发现了一个廉价方便的方法获利，他就很可能会背叛社会。如果社会没办法更进一步地抑制这种方便，背叛会导致更多的背叛，甚至引向崩溃。正如坏苹果法则向我们揭示的一样，把一个坏苹果留在一篮子好苹果的结果就是一筐烂苹果。因此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协作者必须“尽可能快地往前奔跑”去寻找和建构有效的防卫手段。

必须注意的是，协作者在这个竞争中永远会比较吃亏。就像城池攻防战，守城方总要确保城池方方面面都固若金汤才能保障安全；而攻城方只需要在城池最弱的一环集中火力即可。

此外，一项新技术的出现，背叛者只要发现弱点和契机就可以立刻加以利用；但面对这样的攻击，协作者总是滞后的，因为他需要通过冗繁的程序、技术研发和资源分配才可以建立起有效防卫系统。这个意义上来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邪不能胜正”更能说明社会现实。

不能迷信单一药方

从布鲁斯·施奈尔叙述的框架去审视社会困境，在每一个协作与背叛背后的决定都可能有着相互作用的道德、名誉、制度和防卫手段等元素。每一种元素所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

有些问题可以轻易地通过简单道德的确立即可解决，另一些问题可能涉及复杂的奖惩制度才能应对。比如说对付垃圾虫，施加道德压力和名誉压力的成本效益可能远比建立全面且严格的法律和执法系统来得高，但面对公司的逃税问题道德考量可能会在集体利益计算中被近乎完全无效化，惟有建立强制的法律规则与有力的执法才能产生治理效果。

换言之，社会困境往往没有万灵丹。协作者若不尽可能多管齐下，而迷信任一药方可以根治问题，面对背叛者他们只会节节败退。

不重视道德教育改革

那我们有给予“道德”足够的重视吗？抑或道德教育在现实中，仅仅是不实际、不可靠，甚至是有那么一点迂腐，那么一点过时的社会治理手段？

对于道德教育，我们这个社会好像一点都不认真。我国学校所设计的道德教育课程和其评估方法是极其荒谬的。在我国中学的道德教育，就是生吞死记一堆美德的定义。这样的方式去教导“道德教育”堪称国耻。

填鸭式教育的问题固然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通病，但这个病生在道德教育上特别被忽视。当我们数理排名往下掉，当我们母语教育被威胁，又或当英文水平下降，我们基本上还可以看到各界不同的具体建议。且不论哪一种才是解决问题的正解，但至少在这些方面还是在辩论的，社会还是整体在思考着如何改进的。但问题出在道德教育时，我们固然也在骂，但我们却几乎没有听说有什么认真的改革方案。

我想这可能和我们隐隐约约地有一种错误的认知有关，即认为道德教育的匮乏所能给社会带来的灾害可以用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控制，又或者某程度上可以由家庭教育和文化传承获得弥补。因此，纵使在目睹道德沦丧的现象时，我们不忘大力谴责道德教育的失败，但还并不怎么热衷纠正这个失效至荒谬可笑的重要教育环节。

从布鲁斯·施奈尔的分析框架来看，道德的缺失若要依赖制度或防卫手段来弥补，若不是注定失败就一定会带来庞大的社会治理成本。

需知我国背多分式的道德教育不但不是道德教育，还很可能是一种“反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并不是技能与知识的传授，而是态度和价值观的确立。现在道德教育，没有人把它当真，就连学生本身也都把道德教育当作纸上谈兵，从来就不是玩真的。

当这个从来不把道德教育认真看待，文化美德逐渐流逝的世代长大后，那么道德教育的另外两个场域“家庭”和“社会”也会随之弱化。我们如何期待一个近乎没有认真对待过道德教育的世代给予下一个世代德育呢？

此外，也不难发现在我国的国民学校，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是二选一的。当然，正信宗教是拥有导人向善的力量，但宗教修养和道德教育难道不是应该相辅相成的吗？

当穆斯林在修穆斯林的美德，非穆斯林在学非穆斯林的道德，我们是趋向共同的价值还是被划分进入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价值世界呢？或许强制非穆斯林一起认识伊斯兰（认识不等同于信仰，如果纯粹知道其他宗教信仰些什么就会舍弃自身的信仰，那只说明了自身信仰是何其脆弱），并同时强制穆斯林一起认识世俗道德，反而是比现在各修各的来得健康一些。

导人向善，为何总要分道扬镳呢？不同的价值观只有在良性的碰撞中融合才能和谐并存，隔离与拒绝沟通只会带来更多的分歧。

道德教育的成效是隐蔽的

从信任体系的架构，我们发现人可以因为相信彼此是道德的人，是有名誉要捍卫的人而产生信任，也可以因为信任制度化的奖惩及防卫手段的有效，而相信其他人不会背叛社会法规。

在四种模式中，道德教育的成效或许是最隐蔽的，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量化道德考量在一个人决策时到底具体产生多大的效果。但是，道德效果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在道德教育完全失效时，它也必然确确实实地在消逝。

道德并不是一门记忆的学问，而是对正义与善良永不止息的思考。或许，没有道德的社会在完善的制度下还能有冷冰冰的信任，但那将是一个仅仅信任制度和系统的社会，而再不是一个人信任人自身的社会。捍卫一个人信任人的社会，我们其实别无他法：道德教育，是必须要玩真的。


陈文辉，毕业于拉曼大学中文系，现任自由业者，从事辩论指导、文化普及与三语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