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读立自主

九月初，国内油价贸然调涨，再次显示政府无惧也无视中产阶层的反弹声音。有不少人观察到，政府每次宣布调涨油价都以鬼祟的方式落实，下午突然放出油价将于凌晨时分上调的消息，市民还搞不清楚状况，就只好匆匆驾车到附近的油站排长龙。这种杀市民一个措手不及的推行政策方式，不外乎是要让人没有抗议的余地，最终造就米已成炊的局面，万试万灵。

无奈的是，只要油价不是一次过调整太多，市民很快就会适应新物价，再次回到日常作息中。如此循环复始，所造成最糟糕的后果，莫过于加剧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任何有关汽油随时会涨价的谣言，都有可能引起人们不必要的揣测，继而撩乱市场运作。类似的情况，到了九月未竟然真实地上演了。

上述的情形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国人的生活为政府不透明的政策所牵制，失去了行动自主的可能。再来，我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会被政府率先罔顾的事实，或许是日后观察国内局势走向的重要指标。

中东革命前的社会状况

我国的华文读者群向来对中东局势的变化都欠缺热忱，然而，扣紧中产权益日渐式微的状况，可以是不错的参照点，走近中东地区。著名战地记者张翠容的新著《地中海的春天——重返阿拉伯之春与欧债风暴现场》于今年年头出版，论述深入浅出，为中文世界的读者，开启了又一扇了解中东局势的窗户。

针对中产阶级权益被率先典当的情况，我们至少可以追问，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否也有相同的情形发生。接着面对严峻的现实，中产阶级还能作出怎样的回应呢？

张翠容新著里的内容，至少在两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思考。首先，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各国在革命爆发前的社会背景，尤其有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接着，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人民，面对国家处于破产的边缘，他们的抗争经验，至少能拓宽我们对于抗争形式的想象。

不说不知道，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茉莉花革命”，突尼西亚人对此称呼相当不以为然。原来，当地人从来没有为该次的革命冠上“茉莉花”的名称，只因当初有位法国记者如此称呼，全世界便从此以讹传讹，确立了所谓“茉莉花革命”的名字。

当地人对此相当感冒，皆因有感于该场举世瞩目的革命，并非如茉莉花般浪漫，甚至还导致了数百人丧命，因此更愿意称之为“尊严与自由的革命”。更重要的是，茉莉花多半在富裕的突尼西亚北部沿海城市盛开，在贫困的南部却相当凋零。而2010年底发生的革命，恰好是南部向北部进行严厉的反击与控诉。

说到突尼西亚，不得不提突尼西亚前总统班阿里的太太莱拉·特拉布勒西（Lelia Trabelsi）。这位班阿里第二任太太号称最贪，莱拉年轻时曾当过发廊洗头妹，一手建立起家族的经济王国，控制了国内几近百分之八十的企业，大搞垄断资本主义。上述的事实，我国读者不可能不生起似曾相识之感。

再把焦点转向埃及，造成埃及社会动荡的原因，同样容易让我们对号入座。2007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埃及，就曾发生过社会骚乱。当时，埃及的老百姓四处抢面包，最后军方出面分派面包，才得以平息民众怨愤。原来，军人早已是粮食的供应商。对此，读者们也应该不至于会感到太过诧异。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当年的穆巴拉克政府对外资竟然完全不设限，没有红利税，并取消投资资本的最低要求，外资自由进出，让埃及成为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投资胜地。到了2009年，油价下滑，热钱撤走，跨国企业撤资，埃及缺乏可持续就业机会的弊端即时曝露出来。

说到底，埃及的发展模式可以归结为威权式新自由主义。在这种发展思维底下，国家高度仰赖外资的投资，但人民没有发言权与参与权，而大部分的财富集中在统治阶层手中。

西班牙高度依赖房地产

说到底，国家的衰退，除了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以外，执政者的无能与失误，往往才是问题恶化的主因。西班牙的经济之所以沦落至今天奄奄一息的窘境，许多研究都已经指出与西班牙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房地产业有关。

一旦房地产崩盘，全国经济便立刻陷入危机。当然，当房地产业兴旺之际，中产阶级都有可能是受惠群体。因此，国家经济结构越趋畸形的情况，从前所有仅靠房地产业获利的人都算是共谋。上文转述张氏书中提及不同国家的弊端，我国竟然全都可以对应得上。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国家的经济发展陷于万劫不复之际，继而引发的反抗必然非常激烈。

2011年5月15号，西班牙人响应邻国葡萄牙人的占领行动，并把太阳广场充作占领基地。占领者自称为“愤怒的一代”（Los Indignados），并将该场发生在5月10日的抗争运动，命名为五月十五运动（15-M)。说到抗争，始终是人民在受到压迫后有效表达立场的手段。然而，抗争的方式必须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才有可能持续发挥作用。

西班牙有一家三星级的马德里酒店，位于太阳广场附近。2010年年初因生意不佳而停止营业，闲置了半年。在10月15日，15-M结束响应全球的大游行后，竟然协助无家可归者“占领”酒店。之后，15-M不再上街示威，转而在社区推动参与式民主。不仅“占领”空置公寓，还“占领”医院，阻止医院关闭，透过人民议会直接向政府交涉。

参考参与式民主经验

透过张氏的新书，我们还能够知道，还有许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方法，可以让参与式民主运动长久延续下去。“时间银行网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一位美国人埃德加1卡恩（Edgar Kahn)率先提出类似的概念，希望能为社会变革带来一些经济与精神效益。

卡恩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资深研究员。“时间银行网络”的核心理念是，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是平等的。通过互惠互助的方式，个人的生活品质得以提升，并可以创造社区网络与社会资本。每个参与者的工作时间或接受服务的时间，会按小时记录下来。当有需要时，参与者可以把储蓄或透支的时间，用来换取或提供相等时间的服务。

北美、欧洲和亚洲二十三个国家的三百多个社区都设有时间银行。中国的南宁、南京、重庆等城市也有个别社区正在实践。台湾北投文化基金会也推出了时间银行，好让有心学习却有经济压力者，以提供义工服务的方式，换取北投优质壮游行程与课程的机会。“时间银行网络”的联络人荷西芬娜(Josefina Altes)表示，时间银行是一种手段，可以让处于经济边缘的人重返经济活动。

减少全球型经济干预

阅读张氏新著的另一重大得益在于，可以补充我们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认知，当中包括菲律宾知识分子对抗新自由主义肆虐全球的经验。很难想象，菲律宾的大学者华顿·贝洛（Walden Bello）早已建构了足够强大的论述抗衡全球化的到来。

贝洛带头成立的“全球南方焦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提出了所谓“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主张，倡导摆脱由国际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尝试推导另类全球化运动，强调去中心化，提倡多元理念，把新自由主义从神坛拉下来，建立“安全、平等、团结”的全球治理新典范。

“去全球化”是迈向另类空间的起步，其中包括了大致十余个重要领域：1.经济从外销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生产；2.活化社区与国内生产；3.贸易政策不能伤害地方经济和地方生产；4.公平收入与土地分配；5.强调生活品质与和谐环境；6.关注农业与工业的环境技术；7.扩大人民在经济决策的参与；8.加强公民社会对私有部门与国家的监督；9.强化社区合作社、私人与国家企业之间的合作；10.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优于具主导性的国际经融机构等等。

所谓的“去全球化”其实不算是新的主张，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就用了上述方案拯救了美国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萧条。世界银行的角色应该被弱化，让区域经融机构取代，活化地区经济与地方生产。

总之，去中心化、多元主义，丰富地方生产与交换、减少全球型经济干预，让草根组织与民众运动自主决定经济政策，让跨国经济性组织权力弱化，就是“去全球化”所要争取的目标。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在其中所需要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

世界社会论坛抚育思想

参与式民主还能以哪些形式展现，自然不得不提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出生于巴西，一生投身于社运，“世界社会论坛”的创办人齐哥·维塔克（Chico Whitaker）。

“世界社会论坛”作为一个空间（Forum-as-space）而非运动（Forum-as-movement），有别于金字塔型的结构，属于水平性网络。论坛中没有任何阶级或指导单位，以避免斗争，因此也没有设立选举机制。

选举可以是一种分裂的方式，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然而少数却往往受到忽略，所以主办当局不会以选举作出任何决定。论坛结束时不会出现结论或宣言。创办者期待有份参与的人士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把理论结合到在地的情况，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做出行动、最终推广改革。据闻，期盼成为思想的工厂，行动家孵化器的“世界社会论坛”，近几届都成功吸引到全球十五万人前往参与。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地中海地区的局势持续动荡，抗争风潮此起彼落，对于那些关注抗争运动是否还有出路的人士，更有必要紧密跟进。我国的情况，自然不能与地中海国家的局势发展完全等量齐观。然而，我们却可以追问，我国距离步上地中海国家后尘还有多远呢？我国是否有可能避开他国的悲剧下场？

回到我国中产阶级权益受损的课题上，张氏的著作尽管无法提供我们直接的解答，但却向读者展现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或许，拓展我们的视野，才有可能让我们察觉困锁我们向前迈进的掣肘所在。

我国的中产阶级如何在或自觉或不自觉间，完全失去应对苛政的能力，持续的观察与梳理疑难，是每一个期盼更美好明天的国人需要共同攻克的难题。


黄麒达，中文系毕业，热衷大学辩论活动，兼职杂志书话专栏撰稿人。近期阅读兴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后现代后殖民论述、史学理论、香港本土论述、中文长篇小说以及环保与文化保育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