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认知地图

森美兰文叮客家村近期发生迫迁事件让国人开始关注这个古老村子。我们可以从文叮客家村的谭公庙追溯该村的历史。在谭公庙里有一座古钟，上面刻有光绪二十八年的记录。这表示早在1902年，文叮已经住了一定人数的华人社群，所以才会有华人庙宇。另外是在1913年成立的中华小学和1932年成立的启智小学，前者在今年庆祝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后者也步入八十周年的历史里程。庙宇与学校都是文叮历史的见证人。

村民居住在这个村子逾百年，四周的发展让文叮客家村的地理位置越见重要。在1990年代，发展商相中这个地段，献议收购村民的土地，不过在村民的反对下无疾而终。2005年，森美兰州政府与MEGA9发展商达成协议，发展商最终取得这个地方的土地权。部分村民接受发展商开出的搬迁条件，也有村民不接受发展商的赔偿，最后双方在法庭上寻求解决方案。
    
高庭最终宣判文叮村居民败诉，发展商在上个月动用优势警力进入村内展开拆除工程，引起村民强烈反弹。有的村民在守护自己的家园时，还被警员犹如罪犯一般的粗暴对待，包括被强压在地上，铐上双手，在逮捕村民后要求他们做尿液和DNA检验。文叮客家村的迫迁事件，并不是一个特殊案例，而是在众多土地争议案件里的一宗。

究竟是带给谁利益？

在各地发生一波又一波的征地、迫迁、重建或都市更新计划，都是政府、发展商与市民在争夺土地的使用和诠释权。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反对政府征地或搬迁计划的居民，往往被当权者或相关利益者形容为是发展旗帜下的“不合作者”、“贪婪者”或是“不识大体者”。然而，我们必须更深入去了解政府和发展商宣称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时，究竟是带给谁利益？拆迁计划涉及的是公共利益或是个人利益？如果拆迁计划势在必行，那对于原地居民失去的居住权、集体历史记忆或就业权，政府可以提供什么替代方案？

在文叮客家村的案件里，汝来市议会和发展商计划在文丁客家村的29英亩地段上，进行一项新市镇计划，包括兴建100间廉价屋、住宅和商业店屋。这个发展计划究竟可以带给当地什么样的经济利益？如果非得搬迁的话，政府和发展商要如何搬迁居民？居民可以获得什么对等的赔偿？
    
政府和发展商的发展计划、替代方案和拆迁方式让人民觉得非常粗糙和暴力。首先，这个新市镇计划号称是为了要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素质。可是除了住宅和商业店屋外，未见其他软硬体设施的计划报告或构想。其次，政府和发展商在未获得所有村民同意之下，已经开始进入村内拆除房屋。他们动用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居民，以致他们受伤或是犹如罪犯一样被对待。而失去房屋的居民，他们该何去何从？
    
第三，有关发展商提出的赔偿条件是1万令吉分期付款赔偿及2000令吉的搬迁费。发展商也对外表示会将优先提供折扣给居民购买屋子，甚至村民只需要4万多令吉就可以买得到，在文叮可售卖至30万令吉的房屋。
    
原有约200户的居民，有半数已经接受发展商的赔偿方式，也有部分村民不满意赔偿条件，要求发展商赔偿屋地或是一屋赔一屋。我个人认为客家村不应该被政府和发展商的新市镇计划取而代之，也不是1万2000令吉或是购屋就可折扣赔偿的。更吊诡的是原来就合情合理居住在客家村的居民，他们并不需要花费4万令吉去获得一间新的房屋，因为那原来就是他们的家啊！
    
利润不能取代历史

这些居民的先辈在英殖民时期，已经到了文叮地区从事锡矿开采工作。文叮客家村召集人张次耀更表示该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860年。在1960年代开始，森美兰土地局就发出临时地契给村民，村民一直也有缴交地税及支付门牌税。

从移民历史与缴税的权益角度来看，文叮客家村民并不是违法/违建居住的民众，而是文叮开埠先驱及合法住户。
    
政府和发展商强行拆除客家村民的房屋，造成一些村民在肉体上受伤，但更让人忧心的是精神上的伤害。在一个新市镇计划下，文叮客家村民的集体记忆历史、烟火鼎盛的谭公庙和学校等，这些居民与原生社区的情感记忆，又岂是花费4万令吉买到价值30万令吉的房屋的“利润”所能取代？而且这些所谓的高地价房产也可能是市场幻影而已。
    
不幸被迫搬迁的居民失去他们原来的生活网络，遭受到政府粗暴的对待所带来的不信任和恐惧，甚至可能让不能承受压力的居民自寻短见。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台湾大埔就发生一名农妇和一家药房的老板因为被苗栗政府强迫搬迁而自杀身亡的惨剧。

不合理的拆迁要人命事件也不是沧海一栗的现象，森美兰州政府和发展商如果真心想要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素质，请务必更谨慎和细致的处理这次的拆迁事件。

人权组织和地方社团应该要介入协助村民与发展商及州政府协商/谈判，争取合理的赔偿，并且尽量让搬迁的居民可以在原社区继续生活。不要让所谓的经济计划染上居民的鲜血后，我们才来哀悼祭拜，届时为时已晚。

古燕秋是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硕士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