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跨界书写

柔佛是巫统的发源地，与全国政治上许多发言极端的巫统领袖相比，柔佛州巫统不乏态度相对开明的领袖，如新山区的沙里尔、蒲莱区的努嘉兹兰等等。所以，独立至今，柔佛州议会数十年来少见2008年及2013年在野党议员如此之多的盛况；因为，国阵过去在柔佛州占据了种族政治的中间大盘。

国阵巫统在全国政治上走偏锋，但某些议员在民间的风评却不是那么糟糕，因为地方政治又不如全国政治必须以特定言论博出位，尤其是在党选期间，以种族右翼语言争取党内选票。

不过，无论是中庸派还是极右派，巫统所谓的中庸或开明都是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素里里（Sedili）的州议员在州议会里发难，大谈一个马来西亚的种族和谐之道，即娶各种族女子为妻，以证明自己不排斥与他族通婚。

这种肤浅且充满父权色彩的言论当然旨在挑起争议，更显示巫统议员对种族和谐的认知停留在个人层面对其他个人的接纳上，而非政策、法律与制度上的公正、平等与和谐。

19世纪的社群分工

第13届全国大选让全国的焦点聚集柔佛州，从这一届大选以降，柔佛州也回到全国政治的舞台中央，这个半岛南方的州属的确和其他地方有着很不一样的氛围，但却真实反映这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面貌。

例如说，如果要谈深植在马来西亚政治、经济体制中的种族主义，就不能不看柔佛州社会，许多人都说柔佛州没有其他州属的种族冲突，即便是史上几次流血冲突，也都没有柔佛州的份，但若要以此推论柔佛州种族相处融洽就未免太过武断，事实上，柔佛州社会是几百年族群分工的社会，早在英国人开始推行分而治之之前，柔佛州的族群分工就已经成形。

柔佛天猛公王朝是半岛众多苏丹王室中，第一个尝试建立起现代官僚体系的王室，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惹化就是天猛公王朝治下的官僚体系贵族精英。19世纪的东南亚原住民及马来王室，实际上都是依赖海上贸易或海上活动为生的社群，脱离港口活动之后，海上民族对半岛内陆的开垦鞭长莫及。

天猛公依布拉欣及苏丹阿布巴卡两父子大力推动的港主制度为柔佛州王朝带来空前的繁荣，内陆处女地被开发，华裔港主以及苦力开垦138条港脚，在港主制度推行的80年内，港主对内拥有猪肉、鸦片、酒精、娼妓等经营权，是自成一体的独立经济体，对外，港主每年对苏丹缴付一定的税收。

苏丹为了管理这些华裔港主的税收，也开始组织亲信，成为最早的官僚体系，文件从最早的surat sungai到进化的surat tauliah，以及后来成为法典的Kanun Kangchu，在柔佛州政府官僚体系的成型过程中，进一步巩固社群分工。官商之间靠的是少数几位可以互通对方语言的官僚或代表，华裔平民的经济活动不需要方言母语之外的语言。

柔州种族和谐＝纸糊灯笼？

深刻的社群分化在英国人正式委派顾问官之前就开始，英殖民之后，社群分工也继续推行，只是新式的大规模种植引进的是熟悉英殖民政府的印裔劳工。

独立之后联盟／国阵政府继续沿用的族群政治、社群分工从19世纪就开始，有一小撮马来人与华人精英掌握政治与经济的资源分配；时至今日，部分柔佛州人也依然以所谓的“官民和谐”为荣。

可是，这种所谓的和谐如纸糊灯笼，充其量是精英们的和谐，一边是马来社会精英，另一边则是华社商界精英，精英们和谐共处决定了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琐事，柔佛华社也是将“代议政治精神”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社群。

举凡路税、地税、门牌税，到各形各色的投诉，不分大小，无分轻重，只要与“官方”有关，总是可以找到“代理人”或“中间人”，搞不定的事情，只要交给需要一些“处理”费用的“中介”，问题总是可以获得解决。

追根究底，问题的根源在于，社群之间从来不存在直接的沟通，即便是国民教育推行数十年，被新加坡第八波道文化殖民廿、卅年的柔佛华社不谙国语者绝对不仅限于老一辈。

因此，举凡与“官”有关，“中间人”都无所不在，对许多百姓而言，他们投票选出来的议员，不过也就是他们没有直接付费的“中间人”，放在代议政治中，这样的理解框架也似乎没有问题。

可是，在现今社会大家提倡公民参与、市民论政的年代，“官民对话”或不同社群间的互动，已经不能和以往一样全依靠精英，打破中间人垄断或精英垄断的话语权，不只是让不同社群可以直接且真正的了解彼此，更重要的是，建设真正的马来西亚人的社会，而非一个马来西亚，各个族群各自表述。

的确，柔佛州很不一样，但事实上，她反映了这个国家真实的面貌。无论是族群分工，还是官商结构，柔佛看起来那么极端，又那么和谐。

尽管以选票考量，东马的沙巴、砂拉越两州可能要比柔佛州更举足轻重；但若以开创新的政治论述及政治道路而言，柔佛州在第13届全国大选后，回到了全国政治舞台中央，解决“南方问题”，为下一个10年甚至20年铺路。


黄书琪，新闻系与政治系出身，曾任媒体工作者，第13届大选中选为柔佛州士乃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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