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抗战时期，中国文人因着各种原因下南洋，这是英帝国接近崩解的边缘。战后国共大分裂，清帝国早于30多年前已经解体，新国家尚在形塑当中。这时候更多文人与知识者出走南洋，从抗战期间至战后五年，南来文人在南洋已形成相当稳定的群体，他们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离散华人知识分子在南洋的家国情结，这是怀乡、乡愁以外的一个主题。

在国际旧次序逐步崩解，新次序未及建立起来之际，无论是中国或南洋各殖民地华人的家国想象与情结，皆处于摸索、磨合的阶段。这期间华人之间内部的分裂，直接反映在民族关系与家国想象之上。

本文谈的是一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滞留马来亚的台湾作家后希铠在本地期间书写的长篇小说《马来妹》，借此探究在二战前后，离散文人的家国情结与想象问题。

后希铠是战后马来亚建国期间的南来作家，从他留下的唯一的南洋作品《马来妹》，让读者看到有异于当时普遍的左翼南来文人的视角。

在中国大分裂时期，他由中国西南边境至南洋，在马来亚工作若干年，因妻儿无法入境马来亚，最后选择赴台定居。这样的离散历程，如果跟一般由上海至香港再至南洋的文人离散路径作比较，无非是特殊，少人注意的。

内战时期与后希铠的南来

我们对后希锴在南洋的活动所知不多。从一些资料显示，得知他于1917年出生，原籍云南省西畴县。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日报迁至昆明，后希铠加入该报，深入滇缅战区实地采访，后升至采访主任与副总编辑。

1950年大陆沦陷，后氏离开昆明南渡，辗转缅甸、新加坡、马来亚，1960年后定居台湾。他曾任缅甸华侨职业学校校长，新加坡官立华义中学下午班主任，后来出任吉隆坡华文《虎报》副刊编辑。他到马来亚时，适逢马来亚建国前夕。但不可否认，其时他在历史现场，他感受到马来亚人民对建国的各种复杂心理。

在这期间，他写了长篇小说《马来妹》，从1959年10月2日至1960年2月18日，在他主编的《小说林》分140期连载，笔名夏威。后希铠迁台后于1960年8月交给王蓝的红蓝出版社出版。王蓝曾任重庆《益世报》记者和《扫荡报》总社采访主任，与后希铠是旧相识。

后氏曾任台中私立中国医药学院专任教授兼训导主任、淡江文理学院教小说写作、国民大会代表等。2001年6月23日因病在苏州逝世，享年85岁。王蓝在《马来妹》序言提到后希锴是“星马自由作家同盟”的成员。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但可以说，后氏的政治倾向已经非常清确。

《马来妹》是后氏第一部小说，往后陆续有九部作品，都在台湾出版。他的小说，大多书写战火中的爱情故事，尤其擅长异族交往的爱情故事，《马来妹》和居台后的作品《杨柳青》是为一例。

中文《虎报》于1959年8月15日由胡文虎家族创办，在政治立场上是倾向国民党的右翼报纸。跟后希铠一起在《虎报》共事者包括著名报人暨诗人杨际光（副总编辑）、彭松涛（要闻版编辑兼写时评）、姚拓（《处女地》主编）、黄崖（《原野》主编）、黄思骋，等等，其中大多是从友联出版社借调到《虎报》兼职的自由主义文人。

冷战时期其他离散南来的自由主义作家包括刘以鬯等 。这个圈子的文人有相当大部分在教育界与出版业做事，主导着马来亚独立后华文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这些现象在冷战年代的英美联合施行的文化围堵政策下，大陆书籍无法入口星马，自由主义文人的作品及其编纂的教科书及时填补了这时期的真空。他们栖身于报界、教育界、出版界、艺文界，乃至华文广播界，势力相当庞大，逐渐取代了1950年以前左翼势力在星马文教与艺文界的独尊地位。

《马来妹》在此时推出，彰显了两个意义或问题。首先，作者隐晦地透过书写表达了他的反共立场，而这种南洋反共文学带有显著的离散华人民族主义色彩。

其次，在帝国主义崩解的边缘，以及反殖民主义情绪高涨之际，这批自由派离散文人对新居住地又有何看法？易言之，他们所代表的右翼阵营对新家园作何想象？

自由主义离散者与家国想象

《马来妹》全文438页，分91章，时间跨度从中国抗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换句话说，后希锴是在冷战年代写冷战前夕或帝国崩解边缘的马来亚的抗日战争与民族之间的恋情。

这就可以廓清冷战与帝国两个时代某些问题的内在联系。简单说，即冷战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是来自帝国崩解时期，并不完全是左右意识形态对立的产物。

《马来妹》书写一个战时南洋华侨家族，因一个家庭成员康舅爱上当地马来女孩而引起家人的激烈反对，他的行为被视为触犯家法，不可饶恕。主人公康舅念完英校高中，不回家却跑到离家很远的彭亨州的某个邮局做事，与马来女孩双栖双宿。

长辈都归咎于他读错了“红毛书”，才娶了马来女孩，亲友指责和辱骂，把他视为“投了”马来人。然而，无独有偶，受华文教育的康舅外甥小飞受外祖母所托，前往马来舅母家规劝康舅回家时，竟也恋上了马来舅母的同父异母妹妹——丽莎。

故事就围绕在小飞与丽莎两个因族群身份不同而发生的曲曲折折的故事。然而，当他们得以结合时，却又爆发了抗日战争，两人即卷入马来亚的抗日战争。当小说情节来到这个部分，作者转而把笔锋集中于叙述了与英殖民合作的义勇军抗日部队，以及与马共游击队的冲突。

诚然，这是一篇华巫携手独立建国的寓言，由小说中的康舅和小飞两人的华巫联姻的故事作为前奏，规划了马来亚建国后的族群合作与互动方式，以及未来的方向。显然，作者看到了马来亚的问题所在，即多元族群与文化，以及语言与宗教信仰的殊异在独立后可能造成的问题。

然而，这种建国寓言必须和离散华人的命运结合才得以全面看出它的深意。小飞和他姐姐珍姐自幼亡母，姐弟二人由外祖母带走。失去母亲的姐弟俩和离散华人的处境互为表里，失母犹如失国。在小说中，从离散华人母题衍生出特别显著的离散华人民族主义子题。外祖母不仅对康舅娶马来妹有怨言，甚至也担忧子孙娶红毛婆、杂种婆、印度婆。由此挑动了外祖母深切的怀乡之情和血统纯正意识。

二战期间，在帝国接近崩解之际，争取自治与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愈形高涨之际，作为多元民族的马来亚殖民地如何思考它的民族关系问题？作者透过《马来妹》提出了他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右派）自由主义离散华人的观点，与当时的马共武装斗争，争取独立建国的流行话语大异其趣。

小说的主人公康舅首先提出民族之间的隔阂引起的灾祸如战争。但对于肤色与后天风俗习惯的差异，康舅认为那是出自历史传统，在天赋与资质上华巫两族并无差别。故而他认为消灭民族隔阂，虽然棘手，却是一件必要的事。要消灭民族隔阂，他提出了自然力的看法，“自然力便是异族通婚，将不同的两个民族造成一个民族”（页40）。然而，康舅的观点的吊诡之处，恰恰应合了当今马来西亚执政当局的单元主义国族建构理念。

《马来妹》一文对当前马来西亚朝向建立单一国族的目标早已埋下伏笔，的确令人始料未及，却也揭示了右翼离散华人的思想核心，即认同华人在异地，必须接受最大程度的谦让，以达致民族融合，并把马来民族视为主流，这与当前马来西亚华社的普遍祈求——共同分享政权与义务——有一定的差距。

而在小飞姐姐——珍姐的眼中，则体现为另外一种想法。她从康舅家回来的最大快乐与胜利，竟然是基于两个理由，一是成功劝说康舅暂时离开马来舅母，随她踏上归途见家中长辈；二是庆幸小飞在舅母家没有被马来姑娘——丽莎抢去（页66）。这巩固了一个说法，华人向主要族群的靠拢最后可以变成华巫族群之间的问题死结，这间接反映出持正统血缘观的华人对族群融合的一种回应。

然而，当时的马来人观念，也不赞成和外族人通婚，丽莎的母亲就把它视为耻辱。她反对丽莎和小飞相恋，一是因为康舅娶了丽莎同父异母的姐姐，甥舅成为襟亲，耻辱由此而生。二是丽莎和小飞两人宗教信仰不同，丽莎母亲骂她欺宗灭祖，说“一个伊斯兰的女孩，哪里可以嫁给吃猪肉的人？”（页136）。

由此可见，异族通婚，除了宗族的顾虑，还有宗教问题的限制。最后，丽莎母亲开出的条件，其中一些条件包括：必须真诚地信奉伊斯兰教，以及取一个伊斯兰名字，这恰恰印证了当前的要求，而它竟然成为目前马来西亚的宪法要求。

丽莎家人还催促小飞尽快接受入教仪式，并入赘为半子半婿，而对民族和家族观念特强的小飞的亲族戚党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建国前离散华人和马来民族的家族规矩和家国想象于此产生了不无剧烈的冲突。

意识形态争持与抗战的分歧

从小说第六十七章开始，情节进入马来亚抗战的书写。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入侵马来亚，掀开了马来亚华人的抗战序幕。

《马来妹》在叙述异族通婚的问题之际，也从旁叙述了中国的抗战情况。当小飞在山林欲寻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联合抗日时，不料引起了抗日军的怀疑，他们怀疑小飞是国民党派来的耳目。更令他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在抗日军部队里碰到了同学陈锦堂，他在人民军里任地委书记。小飞当面责备陈锦堂不应该把矛头针对国民党，而应联合抗日，矛头一致对外。

抗日军的谋略是趁英军失败时，趁势组织游击武装部队，最终的目的是从英军手中抢夺马来亚的政权。小飞一方面质疑英国人和日本统治马来亚的合法性时，同时也质疑以单一种族为主的人民抗日军凭什么理由统治马来亚。小飞以为“抗日胜利之后，马来亚政权应该交还马来人！只有马来人才是马来亚的天然的统治者！”（页390）

小说情节发展至此，已充分暴露了马来亚华人左右两个阵营在斗争目标上的分歧，小飞对陈锦堂的斗争理念，即“不分民族，只谈党”作了如下的回应：

“民族与政权的关系被否定了，‘党’的意义还比民族高吗？天下只有不灭亡的民族，没有永恒的政党！政党是小我，民族是大我！……锦堂！我们的话谈不下去了。但请你原谅我，我在提醒你一句，马来亚政权不应该由中国人来代管！”（页390）

在马来亚抗日时期（或冷战前夕），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已在马来亚华人社会中悄然上演，为战后四年间（1945-1948）更尖锐的左右斗争埋下了伏笔。这些矛盾却在抗战这个舞台上表面化，离散者带着民族情感与乡愁在异地流离。

战后初期，中国内部的大分裂与马来亚英殖民政府于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进而对马共宣誓战争。在这个关键点上，离散华人民族主义得以和英殖民，以及后来接替政权的马来执政精英与权贵配合，从此殿下了独立后迄今的种族政治（racial politics）治理模式与族群利益代理制（patronage system）。

小结

在抗战时期，自由派离散华人与左翼华人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并未获得解决，战后另一个问题却接踵而至。换句话说，头一个战争正在进行，下一个战争已经开始了，这里所指的战争是指民族主义之间的交战。

吊诡的是，这句话却是出自丽莎——一个涉世不深的马来妹之口，作者的预言企图非常明显，间接也揭示作者对东南亚冷战对各民族之间的情绪的激化，这是在帝国崩解前或前冷战时代背景下的前奏，这在相对单一族群结构的东亚或其他地区是看不到的。

随着近日陈平的离世，一切已尘埃落定。但单元民族国家思维继续壮大。后希铠在《马来妹》对马来亚的建国叙事，究竟是一则预言，还是诅咒？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