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慧思

为年轻人创造公共空间

要重新出发，公民社会的方向在哪里？时事评论人苏淑桦提出，这个制度让我们越来越少政治生活，所以公民社会该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把被制度孤立的年轻人联系起来。

她指出：“其实，参与社会公共议题就是我们的政治生活，现在的趋势是，年轻人很少政治生活，我们的朋友一般毕业过后很容易地就进入职场的状态，开始跟其他人事物没有了联系，这当中包括一些曾经参与学运的人。”

“因为，当你开始烦柴米油盐的问题，你很容易便陷入一种状态，你会觉得这是很个人的问题。年轻人或许会想，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生存，是因为你没有竞争力。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人被孤立，本来应该公共介入的东西都被私营化了。”

她说：“就如房屋问题，我们觉得靠自己的努力来买一个房子是很正常的，但是其实在公共房屋政策比较好的国家，很多人是住公屋的，这是整体社会的问题，可是我们很容易觉得这是个人问题。我们跟社区的联系越来越少，没有政治生活让我们对公共的问题没有概念。”

她点出，一般所谓的社团可能都是被40岁以上的人所占领，这包括空间和资源上的占领，所以要年轻人参加居民协会，他会觉得很怪，“我不懂去来干嘛”。

“所以，我认为公民社会下一波的议题就是你如何让更多人加入，让每个人觉得其实我关心这个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随之把自己扩展成社会的其中一体，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也是营造另一种社会氛围。”

长期耕耘必有收成

刚从香港转了一圈回来的苏淑桦分享道，2005年她第一次去香港参与反世界贸易组织示威时，很多香港人觉得很奇怪，“你来做什么？”，“韩国农民为什么反得那么激烈？”。

当时的香港弥漫着“赚取第一桶金”的氛围，但这次趁“7.1大游行”重游旧地，她感觉整体的社会气氛已有转变。

她点出，这是一个积沙成塔的过程：“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做了很多很小的努力，我看到有很多很不一样的组织，不是很大，可是有一定的规模，它长期耕耘同一个议题，这样的议题，它努力十年过后便有了成果。”

接下来，她认为年轻人是我们应该面向的社群。“怎样把他们从很个人的生活里解脱出来，可能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过你所谓“个人”的生活，但其实有只无形的手在决定着你的生活，你不去介入公共议题，但是公共议题已经被别人安排、决定了，如果我们没有看透，觉得赚多一点钱照顾自己的生活就好，但是依照目前的社会发展，我觉得他无法继续这样过个人生活，它最终会迫使他去面对这个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

不改选制，能变天吗？

“505的教训是，（505前）我们在想，能否通过选举的动员，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没有太大改动的情况下达到变天的结果，然而505告诉你的结果是，你会功亏一篑。后505的领悟是，我们需要做得更深入，需要下一点真的功夫，不能只凭动员。”政治学者黄进发在向阳花团队举行的沙龙中指出。

拥有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政治系博士学位的他表示，华裔的选票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若要在马来人选区起到变化，就要回到更大的、整个深沉的变化。

他认为，深沉的变化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体制上的变化，短期或比较微观来讲是选区的划分，长期或比较宏观的重点则应该放在整个选举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党体系的影响。

然而，这些问题，公民社会都没有认真讨论过，政党甚至避而不谈。

我国选制容易买票

就拿选区划分来说吧，黄进发点出，一般人对选区划分的认识是选区划分不均（mal-apportionment），即各选区的选票差异太大，但如果制度问题没有解决，就算选区的选票数目相近，国阵依然可占有优势。

黄进发说：“其实如果国阵聪明一点的话，他可以划得大小接近，这当然会减低他的优势，但他可以用gerrymandering（选区划分不公）来弥补，到头来你（在野党）可能还是会输掉，但找不到很明显的理由（来质疑划分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是我国的选举制度——单一席次简单多数制（First-past-a-post）。他认为，这个选制正是买票的深层原因。

“你只需要买少数关键选区里少数关键选民的票，可能一区只要几千甚至几百票，就可以改变大局。如果换成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之类的选制，要增加一席就可能要增加几万票，买票就会变得很辛苦，这些我们都没有谈。”

理当正视社会分歧

黄进发指出，第二部分就是社会歧异的结构问题。“这个国家应该怎样安身立命？这是马来民族、伊斯兰教主导、只是比较开明的民族国家吗？还是真正拥抱差异、平等的多元国家？”

黄进发认为，国族重建（nation rebuilding）是真正挑战；安华自2004年出狱后谈“人民主权”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深谈，而大部分人的想法是先避而不谈，希望选举成绩过关后才来处理。

但是，他点出，现在看起来，不过这一关，就无法变天。“这有点像青蛙王子的故事，青蛙希望公主吻它，让它可以变成王子，但是如果你把公主看成是整个大环境的话，公主会跟你说，你先变成王子我才吻你，而民联就是那只青蛙。”

美国选区数目百年不变

黄进发指出：选举委员会总是把选区划分和增加选区数目画上等号，事实上，选区划分和选区数目的增加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国的国会议员席位在过去48年来（马新分家以来）增加了78个（54%），反观美国的众议员席位数目自1911年来从未增加。

为什么会如此？他的推论是，透过增加选区重划选区是国阵维持政权（regime maintenance）的一个重要机制，如果多年没有增加选区数目，就会因僧多粥少而引发内爆。

黄进发分析，国阵是一个封闭性的体制，既不允许盟党之间竞争，也不允许党内竞争，所以内部没有公开机制让最有民意基础的人出头。

“要出线当议员，重点不是受选民欢迎，而是受党主席宠爱。巫统往往还有很多官位和财路来安抚失败者，巫统的附庸党没有那么多资源，怎能不时时内斗呢？”

因此，他揣测，从选委会的角度，选区划分的目的就是要增加选区，这么一来就可把在野党的选民拆散，让国阵有机会取下一些边缘选区，亦可让国阵有更多人做官。

“这就是选区划分的硬道理：只要可以增加新选区，势力膨胀的国阵政党就可以增加选区，让冒出来的新生代党要有官可做，而其它盟党也可以保留原来席次，只是比率减少。”

那么，选区该如何划分？

专研选举制度的黄进发指出，从公民的角度，选区划分应该涵盖两个问题：

一、我应该和多少人分一个议员？
二、我应该和哪一些人分享议员？

他说：“想象一个大家族有一百个人，要请十个工人。这十个工人谁分？公平分配的话就是十个人分享一个工人，那么是哪十个人？选区划分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想，在地图上画就是要画出和你一起分享议员的人，但是我们从没这样想。”

为什么我们从来不这样想？原因是选举委员会让我们习惯了把重划选区等同于选区数目的增加，再等同于个别政党所能够竞逐的选区，选委会副主席旺阿末就曾在六月的一场论坛上忧心地说：“如果朝野不合作，就不能通过修宪增加选区数目。”

黄进发点出，选委会在选区重划时，可大量增加国阵可赢的选区，不必直接削减在野党原任议员的选区，因此，在野党也不反对选区数目的增加。

“大家都因此以为每八年、十年选区增加是正常的事。但比较一下其他国家就可看出我国的不正常。”

他说，美国的众议员有435位，从1911年以来就这么多，只有1959到1969年之间曾经短暂增加至437个；百余年来该国的选区划分只牵涉到州与州之间议席的调整，即依各州人口增长增减选区，全国总数并没有增加。

他感慨地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选区增加是奇怪的，因为长期在国阵的统治下，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但是你只要想一下这个简单的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有2800万人口，222个国会议员，印度有十亿人口，有大概500位国会议员；按照我们的比例，印度今天应该要有6000个议员！”

民联不想动摇国本

黄进发猜测，我们没问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在野党短视，或根本就是要避开很重要的问题。

“整个选举制度是巫统以马来主权之名维持统治的方法，你去挑战，去碰这个选举制度，你其实会动摇国本，所以巫统不想动摇国本，但是我讲得白一点，民联里面，回教党和公正党也不想动摇国本。”

他继续说：“行动党单独作战的时候会谈这些问题，但当它和回教党、公正党绑在一起的时候，它不会跟你谈，因为它也知道，动摇国本的结果就是马来人不会投你一票。所以大家都在想，如何用最低改变（minimum change）的方法达到换政权的目的。505的教训就是‘没有捷径，没有shortcut’。”

他觉得选举制度的问题到最后是回到国族重建（nation-rebuilding）的问题上来，不解决这个问题，则无法谈得更深远，但是这一点恰恰是在野党不要谈的。

“我觉得他们不想rock the boat，他们只是想把船长踢下海，坐上他的位子。”他说。

在野党在资源和掌握舆论方面都没法跟当权者抗衡，现在就碰触国族问题，是否会更难为？

黄进发说，这可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民联知道问题所在，并待时机准备碰触这个问题，就像当年康熙耐心等待时机成熟除掉鳌拜一样；另一个情况是，民联想办法适应环境，用种种方便法门办事，但是高度适应环境之后，民联还可能改变环境吗？

“如果这个制度对当政者有利，我现在当政了，为什么要改呢？民联州属不就很喜欢说，因为国阵在联邦层次歧视我们，你怎能期望我们在州层次公平对待国阵？”

“民联党国不分的问题，不正是因为许多民联领袖只想取国阵而代之，而不是更深刻地去理解这个体制如何使人腐败而把消灭这些让人腐败的结构性诱因列为执政第一要务吗？”

待续

本文获授权转载自《向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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