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马获胜”选制可以休矣

症结：票席不成比例

本届选举出现民联赢得51%选票却不能执政、国阵赢得47%票数却可以当家的局面，终于让多数国人注意到选举制度的严重性。

过去，国人的注意力一般上都放在幽灵选民、投票秘密性、算票等选举进程中的问题。事实上，选举进程舞弊的技术含量很低，因此在落后的国家，当权者可能会公然填塞选票。

相反的，先进的威权政体，则会通过选举制度来操控政绩，因而新加坡有集选区，却从来没有幽灵选民或外国人投票的事件。同样的，智利军人政权在民主化安排中涉及了全世界“政党比例代表制”绝无仅有的双席次选区，以确保右派政党可以轻易近半，就没有填塞选票的必要了。

国人对我们所采用的英式选制“头马获胜”（First-Past-The-Post，简称FPTP）（学名是“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Single Member Plurality）的问题不是完全没有认识。

朝野都很清楚“选区划分不均”（malapportionment）的问题，民间也常常有人会举最小的布城（Putrajaya）国会选区为例子来证明国阵如何压制城市/非马来人的选票。

然而，“选区划分不均”或“选区划界不公”（gerrymandering）其实都只是症状和病因，真正的症结是“票席比例不均”（vote-seat disproportionality），也就是支持不同政党选民的选票价值不一样，违犯了“一人一票”的精神。

以本届大选而言，国阵能够以47%得票换来60%议席，等于1份选票竟可以换到1.26份议席；反过来说，民联以51%选票才换来区区40%议席，等于1份选票只可以换到0.78份议席。因此，民联要赢得1.61张选票，才能够相抵一张国阵选票。

如果我们把民联三党得票与得席率分开计算，一张国阵的选票的价值等于接近2张公正党或伊斯兰党，或者1.15张行动党的选票。而这种不均其实是多年来最轻微的。一张国阵的选票，在2004年等于26张公正党的选票，在1986年等于40张伊斯兰党的选票。（见表一）

表一：1955-2013年马来亚/马来西亚历届大选各党选票价值比较。

舞弊：政治变成地理

各党的选票价值如此悬殊，有三个理由：第一，选举制度的自然影响，第二，选区划分不均，第三，选区划界不公。而选举制度的影响还进一步鼓励舞弊行为。

1.选举制度的自然影响

首先，就算选区划分绝对公平，在任何选举制度下，票席比率要100%符合比例，其机率会很低。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政党在全国赢得选票总数的35%，它刚好也在全国35%选区赢得多数的机率会有多高？然而，这种难以避免的“票席比例不均”，其不均程度却因不同的选举制度而异，而FPTP极易产生高程度的不均。

原因很简单，在FPTP选制下，就算是两人对决，中选的门槛也很高，需要50%加一票，换句话说，输家就算得到50%减一票，就一无所获，这些选票就成了“无用选票”，因为不能换算成议席。如果是多角战，选民分裂，那么赢家可能不用过半就当选，输家们的“无用选票”就会超过一半。

如果一个政党在参选的大部分选区都不能达到中选门槛，累计了很多“无用选票”，自然就会出现席票严重不均的情况。1986年伊斯兰党和2004年公正党，之所以会面对上述“选票无价”的惨状，正是因为它们当时只赢获一个议席，虽然在全国累计了将近一成半和一成的选票。

2.选区划分不均

FPTP的高门槛以及所产生的高“无用选票”，产生了舞弊和操控选举的极大诱因：就算你在全国的支持率保持一样，只要你把选民调派到适当的选区，你就有可能赢得更多的选区。换句话说，政治变成了地理。

“选区划分不均”与“选区划界不公”都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前者以制造选区选民人数的差异，把执政党的强区划得比较小，直接增加执政党选票的价值（见图一）。后者则通过改变选区的选民结构，要么让在野党的选民过度集中到只能赢获少数议席，要么让在野党的选民分散到不足以赢获议席，从而增加在野党“无用选票”的全国比率。

图一：国阵与民联所赢获选区的选民人数比较（钟永安制图）。

许多人——不管是马来人还是非马来人谈到“选区划分不均”时，会相信城市的非马来人是受害者，乡区的马来人是受惠者。

的确，当初独立前后，宪法上就选区划分上所规定的“乡区加权”（rural weightage），虽然台面上的理由是为了照顾到乡区在交通和通讯上的不便，真正的考量的确是为了保障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

而宪法上对同一州内选区大小差异的限制，从1955年第一次划分选区时的33.33%（即最大选区和最小选区的选民人数不能超出州平均人数的三分一），到1957年宪法的15%，到1962年修宪后恢复到原来的33.33%，到1973年完全取消任何限制，许多人会以为必然是对马来人有利，事实上并非如此。

选区划分不均的目的到最后是为了帮助巫统/国阵掌权，因此，真正的算计是奖赏巫统/国阵支持者（就算他们是非马来人），而惩罚其反对者（就算他们是马来人）。

最好的例子是吉打州的亚罗士打和华玲。在2003年选区重划后，2004年大选的数据显示，非马来人有四成强的亚罗士打选民人数只有5万7313人，而马来人占87%的华玲却有7万4698名选民。这难道是因为亚罗士打交通不方便，而华玲高度城市化？真正的原因显然是国阵不曾输过亚罗士打，而巫统刚刚在1999年输掉华玲。

3.选区划界不公

蒲种国会选区下两个州选区的划分，更可以进一步说明“选区划分不均”和“选区划界不公”的交叉使用。在2004年，斯里沙登（Sri Serdang）州选区有3万9688人，其邻居金銮镇（Kinrara）州选区则有2万6人，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同在高度城市化的蒲种，难道说斯里沙登面对金銮镇双倍的交通和通讯不便？那么，这是因为斯里沙登有太多华人，而金銮镇有很多马来人吗？恰恰相反，2004年的数据显示，斯里沙登的选民有59%马来人，而金銮镇的选民则有61%华人。

为什么选委会要“惩罚”马来人呢？2008年选举成绩为我们揭开谜底：当时斯里沙登人口已经增加到5万人，近3万8000选民去投票，在两党对决下，巫统竟然只能赢伊斯兰党45张多数票！

在城市，不把选区划得够大，巫统就不可能找到足够马来人选票来确保胜利。而斯里沙登绝对不是个案，马来人占多数的超级选区在其他西海岸州属都可以找到——在霹雳州，首五个最大的州选区，马来人居多的占了三个，都是在城市或城郊。

选举制度鼓励舞弊

FPTP选制不但鼓励“选区划分不均”与“选区划界不公”这两种选举制度层次的舞弊行为，也同样鼓励幽灵选民、重复投票、算票舞弊、买票等选举进程层次的舞弊行为。

当“政治变成地理”，当谁胜谁负不仅仅取决谁得到多少票，还需要看谁在哪里得到多少票时，选举进程层次的舞弊就不必全国一起进行，而可以集中在少数关键选区——而这正是选区划界不公和选区划分不均可以助一臂之力之处。

想想看，如果一个选区的真正多数票估算是1000张，要扭转乾坤，你只要搬运1001个幽灵，或者在算票时把1001张对手的选票作废，或者收买501张选票。而如果一国政权就决定在30个关键选区上，在这30个选区舞弊需要多少投资？

比起掌握国家政权后可以取得的利益，难道不会是好生意？既然舞弊成本低、收益高，为什么还要老老实实去争取民心呢？就像考试如果作弊容易又不容易被抓，那么谁还会努力读书呢？

方向：是时候告别FPTP

这一届大选，国阵只凭20%选票就赢得了票数最少的112个议席，掌握简单多数组织政府，许多人都看到选区划分公平的重要性。可是，就算选区划分绝对平均，理论上，要赢得简单多数，你只需要赢得50%加1个选区里的50%加1票，换句话说，稍微超过总选票的四分一。

这正是FPTP选制的根本问题：它的不民主，不但同时制造了舞弊的诱因，也让政治充满了风险，进而影响政治文化与行为。FPTP其实像豪赌：手风顺时你大赢，手风逆时你大输。在雪兰莪本届州选中，国阵取得4成选票，却只取得2成议席，其选票价值等于民联的四分一，比民联在联邦层次吃的亏还要大。

这种“赢者全拿”本质造成的巨大风险，其实正是为什么族群政治不能退潮的原因之一。如果选举风险这么大，选民自然就会战战兢兢，害怕自己做错了决定后会失去一切，因而反过来成为族群政党的禁脔。

FPTP当然不是一无可取。它受到推崇的最主要原因自然是它倾向于产生两党制，进而鼓励政党轮替和趋中竞争。然而，FPTP催生两党制有一个重要条件：单极社会（unipolar society），换句话说，政治光谱上两极小而中间大。

马来西亚其实是双极社会（bipolar society），马来人/伊斯兰教徒一极，非马来人/非伊斯兰教徒一极，中间反而是低谷。任何政党占据中央之后，其他政党就很难再有趋中的诱因了。不但是老树盘根的国阵难以被推倒，就算民联上台后，在野党（国阵或其他）也可能没有趋中竞争的本钱和诱因。

除非社会的歧异（cleavage）结构改变，两党制因而可能只是我们的白日梦。换成其他选制当然也可能增加政治极端化的风险，但是，我们可以再从政治体制的其他面向，譬如联邦制和国会行政关系上着手，来增加趋中竞争的诱因。

黄进发是马来西亚槟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获授权转载自《当代评论》（第四期：谁的民主？）。《当代评论》由林连玉基金出版，内容可点击参见此介绍。